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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秸稈焚燒現象依舊 專家建議建立回收渠道

新京報記者 劉珍妮

2014年11月24日08:10    來源:新京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京津冀秸稈焚燒現象依舊 專家建議建立回收渠道

京津冀秸稈焚燒現象依舊 專家建議建立回收渠道

  10月28日,高碑店市泗庄鎮魏庄村,地裡正焚燒秸稈。

京津冀秸稈焚燒現象依舊 專家建議建立回收渠道

  10月29日,天津薊縣老宋庄村,路邊一片田地的秸稈燃起大火。

京津冀秸稈焚燒現象依舊 專家建議建立回收渠道

  10月30日,香河縣渠口鎮金庄村,一片田地裡的秸稈已被焚燒,留下大片灰燼。

京津冀秸稈焚燒現象依舊 專家建議建立回收渠道

  三河市新集鎮,村裡挂著嚴禁焚燒秸稈的宣傳條幅。

  據環保部通報,最近幾天京津冀地區又將頻起霧霾,雖然污染排放和天氣因素才是霾形成的主因,但在秋末冬初的這個季節,能加重霧霾天的秸稈焚燒,也是京津冀三地政府嚴管嚴查的工作重點,有的地方還專門設置巡查員,在田間地頭禁燒。

  但即便如此,在環保部官網公布的全國秸稈焚燒火點監測中,河北、天津的火點“上榜”頻率較高。10月底11月初,新京報記者沿北京東南,走訪河北廊坊、天津寶坻等多個縣市,仍發現很多田地有焚燒痕跡,燒荒村民和禁燒巡查員進行著“貓鼠游戲”。

  為何都知道會污染空氣,還是會有大量秸稈被偷偷焚燒?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秸稈在農戶生活中因飼料、燃料的結構變化,已變成價值低的“廢品”,“一把火”處理也透露著農戶的無奈。如何提升秸稈價值合理利用,是很多農戶的期待,也是政府從源頭上破解秸稈焚燒難禁需要重視的問題。

  10月28日,河北的秋收冬播早已結束。

  沿白溝鎮的外環路向北行進,西北方向飄來縷縷白煙升入高空。循著白煙,不難找到路邊的起火點——玉米地裡大片焚燒過的秸稈已變成黑灰,幾百米外,低矮的火苗匍匐吞噬著田裡收割后的秸稈碎屑,滾滾白煙向西南的天空飄去,空氣中彌散著嗆人的煙味,遠處,滿眼枯田。

  田地裡空無一人,起火玉米田緊鄰村委會——高碑店市泗庄鎮魏庄村,緊閉的紅色鐵門內無人應答。附近500米范圍內的村民中,有人說“可能是煙頭引起的”起火原因,但沒人願意說出這片田地的主人。

  濃煙出沒燒者難尋

  像魏庄村這樣找不到放火者、起火原因的秸稈焚燒地並非一處,外人詢問,連這塊地是誰的都難以得知。

  正因如此,鄉鎮環保所干部李紅兵(音)通常也抓不到“現行”。從去年開始,他所在香河縣渠口鎮政府按照上級布置,開始大力整治秸稈焚燒。

  今年秋收前,李紅兵參加了大大小小多個禁燒會議,隨后組織人往街道挂條幅,用村裡的廣播宣傳,給村民發放傳單。此外最大力度的舉措是由鎮裡出資,聘請巡查員,每村一到兩人,每人每月500元工資,負責24小時巡邏,“我們鎮裡來了三批人,一個車兩個人,分片包干。”

  10月30日,渠口鎮金庄村北頭的田裡地,近5畝收割完的玉米地上覆蓋著黑灰。幾天前,村裡的巡查員趕到時,沒發現點火的人,隻能用車上拉的滅火器和鐵鍬先將火扑滅。找不到人時,李紅兵隻能善意地認為,“可能是路人扔煙頭或者誰家裡燒煤的煤灰引燃的。”

  李紅兵說,剛開始做禁燒工作,巡查員前腳走,村民后腳燒。抓住點火村民時,對方的“狡辯”常讓李紅兵不知如何回答,“人家說,‘我拿回家當燃料燒,不也得排到空氣裡,你咋不管’。”

  后來有了法律依據,李紅兵可以理直氣壯,“按照規定,燒秸稈違法,發現了罰款100-200元,嚴重的可以送派出所處理。”但至今,李紅兵還沒處理過哪個村民。

  罰款作為懲戒,執行起來並不容易,“老百姓種地不掙錢,很多都是以批評教育為主,真罰了,萬一他使壞再偷著點呢?工作更難做。”

  於是,每年秋收前后的兩三個月,渠口鎮裡的干部和巡查員們幾乎沒有周六日,白天繞著村子轉,晚上也不敢放鬆警惕,“壓力挺大,全鎮66平方公裡,得放下手裡的其他工作,禁燒是頭等大事。”李紅兵把禁燒當做政治任務一樣重視。

  “不燒又能怎麼辦”

  在離香河不遠的三河市新集鎮,府前街到胡庄村的沿途,都可以看見挂著禁燒秸稈、鼓勵秸稈還田的條幅。

  10月31日,胡庄村村民錢明安(化名)家門前的玉米地裡,焚燒過后的痕跡顯眼,“不是我家的地,也不知道是誰燒的。”錢明安不願透露門前玉米地的主人,但他紅著臉說,“可不燒又能怎麼辦?”

  錢明安回憶,以前都是人工用鐮刀割,脫粒后的秸稈拉回家燒炕、生火、喂牛羊。現在主要是用煤氣電,也很少喂牲畜,秸稈“幾乎沒有用處”。同時,使用聯合收割機后,玉米稈變成碎茬留在地裡。秋收玉米以后,農民要趕著冬播小麥,間隔最多2個星期,這期間,要把碎茬清走才能繼續耕種,“清理這些碎屑,一畝地一個人,半天都清不完,燒最省事。”

  “焚燒秸稈實際上是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的后果。徹底禁燒,就要從改變中找到源頭。”達爾問環境研究所所長、北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博士赫曉霞解釋稱,以前秸稈作為農戶生活燃料,一點一點燒,沒有形成一次性大規模的空氣污染,而燒完的灰,農民會把它當草木灰還田。隨著煤電氣進入農家,牲畜養殖的企業化,秸稈的燃料、飼料功能喪失,從過去對農民“有用”變為“沒用”,加上農時限制,在沒有好的處理方式前,燒掉最為便捷。

  近幾年,為抑制焚燒秸稈,全國開始倡導秸稈還田。今年6月,《河北日報》發布來自省農機局消息,“今夏全省秸稈還田率超95%”。

  但錢明安認為,這些碎茬子做不到全都還田。

  他跑進地裡,抓起一把秸稈茬說,收割機走過后,能留下20厘米厚的碎茬子,如果直接翻進地裡還田,土地在短時間內根本消化不了,秸稈覆蓋還田容易生虫子影響下一季作物生長,“點一把火,啥問題都解決了。”

  赫曉霞証實了錢明安的說法。

  她解釋,秸稈還田是把秸稈作為有機肥,重新施入地裡培肥地力的措施,“讓秸稈自然發酵變成有機肥需要濕熱的環境,活躍的微生物,秋冬季節這些條件不具備,很難有效還田。”

  按照中國農業信息網(農業部信息中心主辦)給出的測算顯示,無論是秸稈覆蓋還田或是翻壓還田,都要考慮數量。“過多不利於秸稈的腐爛和礦化,甚至影響出苗或幼苗的生長,導致作物減產。過少又達不到應有的目的。”

  雖然覺得“燒最省事”,但錢明安也並不認為“燒”是個好辦法,“燒地會增加土地熱度,對地也不好,還污染空氣,農民都明白,但大伙沒有途徑處理多余的秸稈。”

  企業布局秸稈虧損

  其實,李紅兵和鎮裡的干部們圍堵焚燒秸稈時,也在想,能不能從源頭上斷了村民燒秸稈的念想,給大伙找個其他途徑處理秸稈?

  “比如建個再利用秸稈的廠。”但李紅兵轉念一想,隨著種地人數的減少,農地在縮減,“真建一個廠,如果人家一年運轉需要10萬噸秸稈,到我們這收不上來咋辦?”

  李紅兵的顧慮並非杞人憂天。總部在河北固安的一家生物質能源企業,以秸稈作為原料生產清潔能源。經理張國欣就經歷過在村裡布生產點失敗的遭遇。

  張國欣介紹,生物質能源企業的生產基地主要圍繞原材料的產地布局,“基地在哪,就在哪裡回收秸稈。”他解釋,企業按照每噸干爽秸稈100元回收,秸稈不適合長途運輸,目前主要依靠農民自己通過農用運輸工具“送稈上門”,以五公裡為半徑,超過5公裡,願意運送的農戶逐漸減少,“秸稈含有水分,農民一般會等干得差不多才會運,否則會增加成本。”而五公裡外,除非是棉花秸稈等高價值的原材料,企業才會主動去回收。

  目前,該企業在河北承德、廊坊、保定、邯鄲等地均建有生產基地,“最北端的承德回收率較高,因為當地農作物一年種一季,農民不著急趕農時、收秸稈,南邊的邯鄲主要收棉花秸稈,情況也比較好,最難的就是廊坊、保定、滄州等這些中段農區,一年種兩季作物,趕農時,不願意浪費成本拉濕的秸稈,很多都秸稈還田,或者燒掉。”

  2009年企業成立初期,張國欣曾因考慮原材料的運送半徑,為方便農民運送,與一些鄉鎮政府合作,在幾個村內布置一個秸稈煤塊生產點,提供人員、技術和生產設備,“我們和當地簽了一個協議,農民不用花錢,隻需提供秸稈原料,就能得到秸稈煤塊,多余的產品則由企業銷售以抵設備款。”

  張國欣的布局最終以失敗告終,“農民不守協議,原材料收不上來,設備到最后根本沒使用,我們的錢全部打了水漂。”嘗試失敗后,張國欣放棄了生產點的布局規劃。

  禁燒需解決秸稈出路

  在與當地政府和農民打交道時,張國欣發現,政府對於秸稈再利用的企業持“張開雙臂歡迎”的態度,但農民為了考慮成本,不願意花大力氣去運送,政府限於職責又不能直接發號施令,這直接導致秸稈綜合利用的渠道缺乏市場化運作。

  其實,記者梳理近幾年報道,發現河北、天津“疏堵結合”治理秸稈焚燒的舉措也常常見諸報端,比如補貼購置還田機具、研發秸稈固體成形燃料、推廣秸稈養食用菌技術等。

  政府的舉措並不少,但“禁燒難”與“不燒怎麼辦”的兩難局面,為何仍在困擾著政府與農戶?對此,天津市一名相關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曾分析稱,秸稈綜合利用企業數量較少、規模偏小,秸稈資源化、商品化程度較低,加上秸稈機械化還田及收集、儲存、運輸成本較高,制約農民、企業綜合利用的積極性。此外,秸稈量大面廣,想通過執法來杜絕焚燒,也存在人財物方面的難題。

  在赫曉霞看來,從一定程度上,把防治秸稈焚燒作為控制大氣污染長效途徑,政府應該“有所為”,“比如,能否按照農村的分布情況,合理布局一些消化秸稈的工業或者養殖業。”赫曉霞說,政府每年花錢治理空氣,如果能把一部分費用用於補貼農民把秸稈運到消化企業、養殖廠家的成本,或者利用政策引導市場,讓農民把秸稈賣出去產生一定的收益,就能從源頭上解決秸稈焚燒的難題。

  張國欣說,目前,他還沒見過專門的“秸稈經紀人”。事實上,在企業和農民之間,需要這樣一個行業,“沒有市場,一定不會成規模,畢竟,作物有農時限制,一年就那麼幾個月,秸稈本身的價值還沒有那麼大。”

  赫曉霞也認同張國欣“秸稈經紀人”的說法,“似乎跟城市裡的廢品回收相似。”赫曉霞認為,秸稈作為農民的“廢品”,也可以產生一個回收行業,在政府的引導下,讓販運秸稈產生收益,就有人願意來做這件事。

(責編:楊翼、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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