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評

　　評論員 潘洪其

　　建議最高法先頒行專項司法解釋，加大對環保督察人員的追責壓力，形成從“環保督察”到“環境監管執法”再到“企業單位”的壓力傳導機制。同時增加地方黨委政府履行環境保護責任的考核權重，盡快將環境督察制度向市縣兩級延伸。

　　昨天，中央第三環保督察組向湖北省反饋督察情況。督察組肯定湖北省近四年間環保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同時點名批評該省黨委政府環保工作的不作為和慢作為，讓與會省委、省政府成員及主要部門負責人臉紅心跳，倍感壓力。

　　本輪中央對地方的環保督察，覆蓋北京、上海、廣東、重慶、湖北等七個省級行政轄區。這幾天，中央各督察組向受督察省市黨委政府反饋了督察情況，並向社會公開了督察發現的“問題清單”。督察結果表明，受督察省市黨委政府對轄地環保工作高度重視，環境整治和修復工作進展明顯，但一些地方和單位存在的問題也比較突出，有的甚至十分嚴重。對中央督察組反饋的情況和問題，受督察省市黨委政府都表示全部接受，並將嚴格按規定認真整改，切實提高環保工作能力和水平。

　　受督察的七個省市，因產業結構各有區別，歷史形成的環境破壞欠賬各不相同，督察中暴露的突出問題也各有側重。但七省市帶有共性的突出問題，主要集中在城市污水管網、污水處理廠、垃圾焚燒廠、固體廢棄物存放場地建設進度與計劃進度嚴重脫節﹔排污企業涂改、偽造在線監測數據，部分市、區政府公布的PM2.5監測數據系偽造﹔地方黨委政府的工作權重中，GDP與稅收的權重仍遠遠高於環保權重等。我國《環境保護法》頒行於1989年，該法施行近30年間，國家全領域范圍內生態環境受破壞嚴重，令人痛心。去年以來中央環保督察實踐証明，要想在最短時間遏制生態環境惡化勢頭，並在此基礎上以最小代價整治和修復生態環境，必須牢牢牽住地方黨委政府這個“牛鼻子”，使之成為履行保護本地生態環境的第一責任人。

　　2015年7月1日，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決定全面實施環保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主體責任，綠色風暴之“劍鋒”首次對准地方黨委與政府。2016年初，首輪環保督察正式啟動，近期公布的督察內容是第二輪督察結果。按照中央部署，今年年底前，中央環保督察將覆蓋全國所有省級行政區。環保督察“督企更要督政府”、“先督政而后督企”，百姓對黨和政府整治修復環境工作給予積極評價，說明環保督察效果開始顯現，制度效力正在深入發揮。

　　1997年版《刑法》將“污染環境罪”列為九宗環境犯罪中“第一罪”，在那之后多年，國內破壞環境犯罪行為所在多有，但企業法人或自然人因此被追究刑責卻頗為罕見。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於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解釋》，以及新版《環保法》頒行之后，情況才有所改變。據報道，2015年各級法院一審判決污染環境案件1322件，相較以往當然是進步，但各省的情況很不平衡——其中浙、冀、魯三省佔到全國七成，浙江省辦案492件列全國第一，浙江的環境整治修復成效也居全國前列。這足以說明，司法打擊是否動真格，震懾效果大為不同，那些環境整治辦案不力的地方，尤其是迄今仍“零辦案”的省區，尤須迎頭趕上。

　　此外，環保約談和環保督察的效果仍有待加強。在一些地方和單位，環境監管執法人員隻要不受賄，即便瀆職后果嚴重，也少有以環境監管失職而被追究刑責，其中原因之一，就在於對環境監管執法部門的督察和追責失之於軟。建議《刑法》就“環境監管失職罪”增設條款，或者最高法先頒行專項司法解釋，加大對環保督察人員的追責壓力，形成從“環保督察”到“環境監管執法”再到“企業單位”的壓力傳導機制。同時增加地方黨委政府履行環境保護責任的考核權重，盡快將環境督察制度向市縣兩級延伸。

　　如此多管齊下，並推動環保督察工作不斷改進完善，全國性生態環境整治修復成效可望越來越顯著。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