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島的治海“翻身仗”

　　7月19日晚六時許，秦皇島市海洋與漁業局副調研員曹現鋒審核完監測數據表，長舒了一口氣，“今天近岸海域9個重點監測點位，依舊穩定在一類海水水質”。他說的近岸海域9個監測點，還不完全，他們還同時監測秦皇島市17條入海河流水質。6月下旬，秦皇島進入旅游旺季，每天傍晚匯總分析近岸海域9個重點監測點位和周邊入海河流的監測數據，成為他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旦哪一條入海河流的數據出現異常，他就要立即反饋給市生態環境局，啟動倒查，“迅速查明數據異常的原因，是天氣原因，還是有超標排放？”幸運的是，6月下旬以來，近岸海域的9個監測點位一直穩定在一類海水水質，所以倒查機制今年還沒有派上用場。

　　曹現鋒是位“老海洋”，1994年參加工作以來，一直跟秦皇島的1805平方公裡海域打交道，“9個監測點位今年一直穩定在一類海水水質，這是我參加工作以來的最好成績，這說明，近岸海域綜合治理這場翻身仗，秦皇島現在的戰績非常不錯”。

　　破局：兩千多名河長上崗

　　秦皇島市位於渤海灣中心地帶，擁有1805平方公裡海域，海岸線長162.7公裡，是渤海綜合治理攻堅的重點區域之一。

　　曹現鋒回憶，他1994年參加工作后，北戴河及鄰近海域的海水浴場海灘，沙質逐漸變粗，寬度也從上百米束窄為幾米，個別海灘接近消失。特別是2009年前后，北戴河近岸的海水水質也開始不斷下降，赤潮、綠潮、水母等典型生態災害頻發，使北戴河的濱海旅游業和周邊的海水養殖業發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漁民譚先生對2009年6月的那次赤潮記憶猶新，“6月初海面上開始漂浮著一些帶狀黃色的東西，起初我們並不在意，但是后來發現，凡是黃色東西經過的地方，養殖的扇貝就會死亡或是停止生長。”他記得，當年秦皇島市委市政府組織成立了多個工作組，最終查明，殺傷扇貝的“罪魁禍首”，是海水裡突然增多的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

　　而導致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增多的原因，則是因為之前秦皇島下了一場大暴雨，暴雨過后發生了大范圍由夜光藻引發的赤潮。赤潮消亡后，死亡的夜光藻沉入海底，經細菌分解成為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快速繁殖增長的溫床，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含量增高造成水色異常。赤潮期間，夜光藻大量繁殖，抑制了扇貝生長發育所需的基礎餌料硅藻和甲藻的生長，以致扇貝長期處於飢餓狀態，因此生長停滯乃至於死亡。

　　“這次事件，讓我學會了兩個專業術語，赤潮和微微型光合浮游生物。”譚先生說，這次赤潮只是一個開始，之后，他對赤潮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夏天下海游個泳，上來身上總會粘些東西，油膩膩的，不舒服。開始不知道是什麼，后來才搞清楚，這就是赤潮造成的，海水中微小藻類和它的分泌物附著在人的皮膚上，就會出現這種油膩感。”

　　“作為海濱城市，生態是秦皇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本錢。”秦皇島市生態環境局水生態環境科科長李悅鴻說，治海先治河，河淨則海清，改善近海海域水質，首要的任務就是治河。秦皇島河流眾多，其中17條獨流入海。近年來，雖然對17條入海河流採取了不少整治措施，但因缺乏領導責任追究機制，效果始終不盡如人意。局面直到2015年6月，開始轉變。

　　2015年6月，《秦皇島市推行“河長制”管理實施方案》出台，全市“任命”了31名市級河長、109名縣區級河長、2099名鄉村級河長。

　　李悅鴻說，上述2000多名四級河長，“承包”了17條入海河流的每個河段、每米河道，“以行政首長負責制為核心，按流域劃分，全流域包干，每一條入海河流的每一片、每一段，都有專人負責”。

　　例如17條入海河流之一的戴河，秦皇島市委書記孟祥偉任市級河長﹔戴河流經的撫寧區、開發區、北戴河區、北戴河新區等四個城區的“一把手”，分別擔任縣區級河長﹔流域內所有鄉鎮、村落的黨支部書記，則分別擔任鄉級河長、村級河長。

　　兩年問責失職河長21人

　　在曹現鋒看來，“河長制”最為關鍵之處在於，解決了領導責任追究機制問題，“一河一策，17條入海河流的每一條，都有厚厚一本‘一河一策’實施方案，流域內哪一段、哪一片的河長是誰，全都登記在案。所以如果哪一段、哪一片出了問題，該問責誰，一目了然。”

　　據其介紹，近兩年來，秦皇島市已問責各級失職河長21人。

　　去年12月4日，秦皇島市紀委監委點名通報，秦皇島市海陽鎮郭高庄村黨支部書記高東海作為郭高庄“村級河長”，對企業偷排廢水問題監管不力，未及時發現水質污染源，對此負有直接責任，處以黨內警告處分。

　　今年6月14日，秦皇島市紀委監委再次點名通報，村級河長、秦皇島市盧龍縣蛤泊鎮蓮花池村黨支部書記馬立豐於去年12月踏河巡查時，未發現某公司污水溢出直接排入河道，造成飲馬河口水質超標嚴重，產生嚴重負面影響，馬立豐也因此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7月20日，秦皇島市政府召開全市大氣、水環境污染防治工作調度會議，市長張瑞書在會上放了“狠話”。

　　“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根源在人。”張瑞書說，“要嚴格督導考核，狠抓一批反面典型，全面追責，嚴肅問責。”

　　那麼河長究竟應該怎麼當？怎樣才能不被問責？

　　秦皇島市撫寧區榆關鎮黨委書記翟旭東說，最佳方法隻有一個，徒步踏查，“‘河長制’啟動之初，市領導就要求，全員到一線去，用腳丈量，不落一米。”

　　榆關鎮毗鄰戴河，鎮內戴河支流的總長度達75公裡，比戴河主河道還長，所以全鎮54個村全部納入了河長制。作為鄉級河長，翟旭東既要對榆關鎮所有戴河支流的水質負責，還要管理54名村級河長。

　　而且，戴河的市級河長是市委書記孟祥偉，三天兩頭徒步巡河，“榆關鎮的戴河支流，孟書記都走遍了，有的時候是明察，有的時候則是暗訪，直到看到批示，我們才知道，孟書記來過了。”翟旭東說，自從當上鄉級河長，他天天入村，一天看不到河水，心裡就不踏實。

　　秦皇島市水務局統計了一組數據：至今年6月，市級河長踏河74次、縣級河長踏河1153次、鄉級河長踏河5510次，其中市級河湖長發現問題315件，全部及時進行了交辦處理。

　　參照河長制，2017年，秦皇島又啟動了三級“灣長制”：市領導任總灣長﹔沿海各縣區主要負責人擔任本轄區灣長﹔海岸沙灘管理和使用主體擔任基層灣長，89名灣長“分包”了全市162.7公裡海岸線。

　　北戴河新區海洋與漁業局科長謝志偉就是一名基層灣長。他說，當灣長跟當河長相同，最佳工作模式唯有徒步踏查，“‘灣長制’剛開始啟動，局領導就跟我說，‘灣長制’的目的是打通海洋生態環境治理的‘最后一公裡’，不僅要盯牢入海排污口，還要嚴防垃圾入海，哪怕是一個礦泉水瓶、一個塑料袋都不能放過，所以隻能沿著海岸線一步一步走，腳走到了，工作才能達標。”

　　謝志偉所在的科室，負責戴河口到新開口60余公裡海岸線。2017年以來，這60余公裡海岸線，就是他們科室的“開放式大辦公室”，所有人每天分段走海岸線，必須把60余公裡全部走一遍。特別是旅游旺季來臨之后，“每日四巡”，清晨、上午、下午、晚上，各走一遍。在沙灘上走一步，付出的體力相當於柏油馬路上的兩三步，所以去年一個暑期走下來，謝志偉的體重從105公斤，減到了80公斤。

　　高難度“大目標”

　　“對於海洋來說，最大的污染源來自岸上生產生活產生的污水、垃圾。”曹現鋒說，2015年河長制啟動后，市領導大會小會上經常講“四治”：治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水、治水先治污、治污先治源，“就是說，近岸海域綜合治理這場仗，勝敗取決於能不能控制住岸上的污染源，污水、垃圾等等。”

　　為此，秦皇島提出了一個高難度“大目標”——“不讓一滴污水入河”，《涉水重污染企業退出實施方案》《劃定畜禽禁養區限養區的規定》等配套規章制度相繼出台。

　　可是，造紙、澱粉、養殖……大小涉水污染企業和養殖場，密集分布在各入海河流的兩岸，這些企業的關停、整改，成為橫在“大目標”前面的第一個難題。

　　位於戴河沿岸的秦皇島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小米河頭村曾經是一個養殖業大村。十多年前，村黨支部書記高俊平投資150萬元，建起了村裡的第一個生豬養殖場，“當年我就是把自己樹成了樣板，大伙看到我養豬賺錢了，開始跟進，79戶村民先后建起了總面積達4萬多平方米的養殖圈舍，全都立在戴河岸邊。”

　　河長制實施后，戴河沿岸成為禁養區，所有村民的養殖圈舍都要限期拆除。

　　“村民們有情緒”，高俊平說，“不少村民問我，當年號召大家發展養殖業的是你，現在動員大家拆除養殖場的還是你，昨天讓我們建今天又讓我們拆，怎麼能這麼干？”其中，反映最激烈的村民是高俊平的大兒子，“他大學畢業后，我沒讓他找工作，命令他回老家跟我養豬。他問我，知不知道拆掉養豬場損失有多大？心裡還有沒有數？”

　　高俊平跟大兒子激辯了兩天，最終“勝出”，“我的理由比他充分。我問他，看沒看到村裡的所有養殖場，糞便、垃圾都往河邊堆，養殖廢水基本上直接排入了戴河？外鄉人送給我們村一個稱號——‘臭庄’，因為聞著臭味就看到我們村了。戴河裡有魚，可是吃糞便、垃圾，喝廢水長大的魚，你敢吃嗎？他答不上來。”

　　高俊平的養殖場，是全村規模最大的養殖場，養殖規模千頭以上，帶頭拆除后，其他養殖戶開始“鬆動”。半年時間不到，79戶村民的4萬多平方米養殖圈舍被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戴河生態園，建起了亭台樓閣，河裡種滿了蓮花。前不久，有投資方看好整體環境，要在這裡建項目。高俊平說，聽到這個消息，村民們都樂了，“因為發展旅游業，經濟效益應該不會比養殖業差”。

　　跟拆除養殖場相比，涉水污染企業的關停、整改，難度更大。17條入海河流之一的飲馬河，一度受困於這個難題。

　　飲馬河位於秦皇島西南，發端於盧龍縣東南部。提到盧龍，這裡的盧龍粉絲歷史悠久，早在清朝咸豐年間，民間就已經開始生產粉絲，這種手工作坊形式的粉絲生產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所以，盧龍縣成為甘薯加工大縣，每個村都有多個甘薯加工家庭作坊。可是，甘薯在加工成澱粉的過程中，會產生一種廢水——“粉漿水”，有機物含量非常高，流入河流或滲入地下，對飲馬河水質造成了嚴重污染。以前，每到甘薯加工季，盧龍縣幾乎每個村裡都是粉漿水遍地流。

　　“河長制”啟動后，秦皇島市投資4.1億元，實施了“盧龍縣甘薯加工廢水集中收集治理”等四大工程，飲馬河水質有所改善，2016年，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三項指標同比分別下降27.8%、55.4%、53%。下降幅度雖然不小，可是飲馬河水質仍為劣Ⅴ類水體，並未完成“消除劣Ⅴ類水體”這一年度工作目標。秦皇島市啟動了問責程序，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追責。

　　2017年，盧龍縣下了“重手”：調整種植結構，壓減澱粉型甘薯種植面積，引導種植戶由澱粉型甘薯向鮮食型甘薯轉型﹔明令所有種植甘薯的散戶，全都不允許在家裡加工甘薯澱粉﹔推行甘薯加工企業、大戶“集中收購、集中加工、集中處理”模式，全縣建成57個粉漿水收集池，企業、大戶在粉漿水收集池周邊集中加工，把粉漿水抽到池子裡面，然后再集中處置。

　　2017年10月，飲馬河水質終於退出劣Ⅴ類，成為秦皇島市最后一條退出劣Ⅴ類水質的河流。

　　據秦皇島市生態環境局統計，至去年6月，全市先后取締拆除涉水重污染企業115家，關停違法涉水企業106家，關停、整改臨河養殖場2317家。

　　自古村庄大多依水而建，農村的生活垃圾也是影響河流、海洋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2015年“河長制”實施后，秦皇島市推出了“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攻堅戰”。秦皇島市撫寧區榆關鎮黨委書記翟旭東說，榆關鎮的涉水污染企業和養殖場比較少，所以他沒為這兩個難題感到“頭疼”，可是，“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攻堅戰”卻令他絞盡了腦汁。

　　按照攻堅戰的要求，榆關鎮必須做到“全域保潔無死角，垃圾不出村，村裡垃圾不入河”。“開始時有的村民抵觸，認為農村垃圾歷來都是隨手扔，現在不讓亂扔了，那麼該往哪兒扔？”翟旭東說，榆關鎮修建了垃圾收集站，購置了垃圾運輸車，還為每個村分發了垃圾投放桶和收集車，在村裡設立了垃圾回收點，聘請了專業保潔公司，解決了“垃圾往哪兒扔”的問題。

　　可是，還是有個別村民隨意扔垃圾。“怎麼辦？隻能嚴防死守。”翟旭東回憶，2016年自己的“火氣很大”，經常發脾氣，徒步踏查時看到哪個村裡有隨意堆放的垃圾，就召集所有村干部召開現場會，如何整改每個村干部都要表態。嚴防死守兩年多，到了去年，每個村都大變樣，“環境變好了，村民們的觀念也隨之改變了，認為農村就應該是這個模樣。還有一些村民自願擔任‘民間河長’，盯守河道垃圾。前幾天，一個村民偷偷往河道邊扔垃圾，被一個‘民間河長’發現了，騎著電瓶車追出了一公裡。”

　　斑海豹、梭子蟹與大對蝦

　　秦皇島實施“河長制”已有四年多，北戴河新區海洋與漁業局科長謝志偉感覺，現在海水裡的一種褐色海藻大幅度減少，“我們經常要清理這類海藻，原來每天會清理百八十噸，現在一天下來也就一兩千公斤，下降幅度非常大”。

　　河北省海洋地質資源調查中心海洋環境實驗室劉科長分析說，褐色海藻大幅度減少，表明海水水質有了明顯改善，“海藻繁殖需要營養，如果海水裡的藻類過多甚至瘋長，說明海域水體富營養化程度超過了正常生長需要的水平，水體中N、P等營養鹽含量過多，引發水質污染。”

　　秦皇島市生態環境局水生態環境科科長李悅鴻表示，數據表明，近岸海域的海水水質已經有了根本性好轉。今年海水浴場I類水質達標率達到98.6%﹔1至5月，全市10個國、省考核斷面水質達標率100%﹔截至目前，未發生赤潮、綠潮等生態災害，“很多年沒有見到的遼東灣斑海豹今年又出現在渤海灣近海區域，棲息的鳥類也比往年增多。環境好了，動物們也跟著高興。”

　　遼東灣斑海豹屬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對海洋環境要求非常苛刻。今年3月、5月，“挑剔”的斑海豹接連現身秦皇島市北戴河新區阿那亞海灘等地，時而在海裡嬉戲，時而在沙灘上晒太陽，引來不少游客“圍觀”。

　　曹現鋒說，跟著高興“回歸”的動物不僅有斑海豹、鳥類，還有多年不見的梭子蟹、渤海大對蝦、牙鲆魚、塔目魚等等，“動物是生態環境的鑒定師，‘河長制’以及‘不讓一滴污水入河’源頭治理，促成了海水水質根本性好轉。”

　　不過，海洋生態的修復不止在岸上，還有海洋生物底棲環境修復和海洋生物群落恢復，“大海是滋養生命的母親，但它的乳汁並不是取之不盡的，所以我們必須用實際行動反哺海洋。”曹現鋒說，現在全市建有8處國家級海洋牧場，一塊塊生態修復和資源增殖功能兼具的人工魚礁科學布局堆放，這是為魚蝦搭建的人工“家園”。目前，秦皇島已經建成以人工魚礁為主的現代化海洋牧場示范區5.8萬畝。此外，由於養殖扇貝會形成糞便等排泄物堆積，影響海洋生態，所以海港區、北戴河區、北戴河新區洋河口以東的淺海扇貝養殖已經全部退養，“多策並舉，相信高興‘回歸’的動物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