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让环保组织春心萌动

　　不知道有没有文字算命师给“社会企业”四个大字占过卜看过相拆过字，当对公益有热望的人们，眼巴巴地盼望着社会上的各种企业有那么几家转型为“社会企业”的时候，查遍中国的国企私企民企党企乡镇企业村办企业，似乎尚未有一家去闯这道天关。

　　倒是环保组织们的屁股坐不住了，既然无法让大山走到跟前，那么我们就走到大山前面去；既然搬不动石头，那么我们就揪着头发，试试能否搬动自己。

　　著名环保人士廖晓义踌躇满志地坐在北京地球村的办公室里，与来宾们畅想地球村成为“公益投资公司”的可能性。她相信北京地球村是个有足够品牌知名度的机构，而品牌在这个社会是值钱的，既然值钱，就可以用来投资。

　　她的经验或者说源动力来自于2008年6月份起在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山建设“乐和家园”。廖晓义把“乐和家园”叠加在大坪村时，一开始想到的只是趁受灾房屋重修之机实现一下哲学理想；时间长了，不知道是由于项目太成功还是由于项目过度“计划经济性”，导致大坪村村民表现出了一种外形上的依赖，让廖晓义百般难舍。于是就想在村庄未来的产业发展上施展一下拳脚。

　　“乐和家园”是廖晓义参与民间环境保护以来舍身投入资源最多的项目。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虽然做任何她认定的项目她都会舍命投入，但为了乐和家园，廖晓义把几十年来积累的所有资源全都激发起来参与了“乡村建设”，偶尔在夜深人静时还抚额幻想“大坪村模式救中国”，一度声称“乐和家园模式要为新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切实的经验”。廖晓义此前几乎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更很少实质意义上的“乡村社区工作经验”，但她相信自己正在建设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理想乡村模型，她确实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勇于投入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自我信任，廖晓义或者说北京地球村像照顾一个没有任何能力的人那样持续扶持大坪村。村民要发展产业，廖晓义就为此配套了绿手绢项目，村民加工手绢，北京地球村负责销售，这些手绢从四川运到北京，大量库存在地球村的北京办公室里，用出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办法将其“高价出售”。她又想帮助村民发展“绿色土鸡”，花了4.6万元的成本，雇了一群年轻人加工烧鸡，最后卖回来了四五万元，“基本拉平或者稍有盈余”。

　　绿手绢和绿色土鸡的经验并没有当成教训和警示，而被当成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北京地球村发现，如果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授权做的项目结束后如期撤走，大坪村民将可能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成为无着无落的生态孤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丧失站稳脚跟的机会。因此，带着极大的“不忍人之心”，地球村与大坪村签订了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合作协议。这一次，北京地球村用的不是红十字基金会的钱，用的是自己的国际声望和社会资源。北京地球村与大坪村之间的协议中，这一次，北京地球村用的不是红十字基金会的钱，用的是自己的国际声望和社会资源。北京地球村与大坪村之间的协议中，北京地球村占有51%的控股的份额以成为经营主体，同时把其中3%让给村民做公益基金，村民成为实际上的利益主体，双方经营所获得的收益会如数分配，北京地球村所能的利润将用来投资“其他的公益事业”，因此，北京地球村实质上是家“公益投资公司”。

　　想得很美很顺畅，甚至乐和家园项目已经无法满足北京地球村的野心。廖晓义渴望北京地球村一夜之间转变“经营性质”，她开始要求员工一切按照“社会企业”的思路去考虑北京地球村的未来，经营北京地球村的现在。

　　于是，一个叫“公平贸易联盟”的项目雏形出现了。“我们致力于中游服务——为诸多上游乡建项目苦于无路销售而导致的项目持续性降低进行服务，当然也包括消费者服务。联盟核心成员中我们负责上游产品的选择和要求，原乐施会公平贸易官员李艳负责中游组织，原绿网成员、乡土乡亲公司老板赵翼负责将产品搭接在他自己的渠道内销售。我们仍在不断探索和修改，现在只为地球村大坪山的鸡猪手绢、戴特芒景的古茶、彩禾家李艳的工艺品进行代卖，可能今年会开拓糯稻。我们希望能够将市场做得稍微稳定一些再推出更多的项目。”

　　虽然当着廖晓义的面，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仍旧直率地指出，北京地球村根本算不上社会企业；做社会企业，也许是其他人的事。北京地球村的长入不在经营企业，做失败会制造危机，做成功也可能暗藏着风险。当前，中国缺乏社会企业方面的制度，北京地球村应当利用其自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去倡导一些政策建议，以便注册、工商、税务、监管、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能够有所突破，否则，盲目投入，有可能适得其反。廖晓义的价值不在于经营企业，她的才能也可能不适合经营企业，以短搏长，肯定潜伏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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