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但却四次在媒体上自费刊登环保公益广告；因举报偷税漏税行为，他的右眼差点被人打瞎；在许多当地人看来，他是个到处惹事的“十三点”，他却一意孤行―――

　　今年世界地球日，《人民日报》四版右下角刊登了一则颇为另类的广告：蓝天下，一片青山绿水。画面正中，一句“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环抱着地球。广告下方郑重署名：农民陈法庆。

　　这已是陈法庆自费做过的第四个公益广告。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了一项更浩大的工程：一年之内，在全国所有省会城市，自费做环保灯箱广告。“我要用自己的行动修复国人的环保意识”。

　　他没少被问过“为什么”。

　　“我说不出为什么。”在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奉口村一间普通民宅里，陈法庆自己也说不清，“如果一定要我回答，我只能说：这是我的本性。”

　　刚刚在全国媒体露了一回脸的陈法庆，其实早在十余年前，便已是仁和、甚至余杭地区的名人了。只要一提那个到处惹事的“十三点”，当地人下意识地会说，一定是那个叫“陈法庆”的小子，而且会有人告诉你：这小子耳朵有点聋。

　　在当地的话里，“十三点”意味着脑子有病。而照陈法庆的说法，他的确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爱管闲事。

　　使他声名大噪的一件“闲事”发生在新世纪的最初两年。仁和因盛产石材成为石矿集中产地，区区2．5平方公里范围内，便集中了11家石矿。露天的生产环境与原始的生产方式，让仁和捞了个矿点密集度和年开采量全省头牌的名声，但这却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粉尘及噪声污染。

　　陈法庆形容当时的“盛况”：晚上关紧门窗，但第二天一早屋内还是粉尘遍地。遇上刮风天，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朦朧。

　　他于是犯了病。隔三岔五地给镇、区环保部门和政府打电话投诉，还不辞辛苦跑到矿区与人交涉，给人支招：你们盖个封闭的棚，工作时弄个水龙头喷水，不就行了？

　　2001年，余杭区环保局向其中的8家石矿发出《环境保护限期整改通知书》。陈法庆在一旁耐心地等待，但发现没有下文后，第二年又一口气举报了9次。最后，他索性以“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将余杭区环保局告上法庭。为加强说服力，他与几家婚庆影楼商议，付钱请人拍摄当地的污染状况。对方一听是这等吃力不讨好的事，个个直摆手。陈法庆一激动，自己花8000多元，买了架小型摄像机，连续拍了五天歪歪扭扭的画面，送到法院。

　　不久，他收到区环保局的答辩书，云：对所举报企业已实施了3次行政处罚，11次限期整改，所诉未履行法定职责，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

　　这份答辩在陈法庆看来充满了狡辩。在一份长达5页的污染陈诉书中，他写道：“现今仁和镇矿山行业10余家石矿无一家治污设施符合整改要求。对‘形式’上的整改过后仍在污染环境，被告不是不知，而是任其污染放纵不管。被告自2001年4月20日第一次限期整改，到今一年多时间又11次的限期整改，何以如此软弱无力？……”

　　官司最终输了，仁和镇的空气质量却发生了好转；环保局因“履行了法定职责”赢了，却使陈法庆因此声名远播。

　　他对这个结果竟十分满意：“我不在乎官司是赢是输，我只想通过这个行动，让环保部门进行一次实实在在的整改，不要发发通知书、罚罚款就算了。罚5000块钱对企业算什么呢？他们一年的收入上千万也不止。”

　　陈法庆说话并不铿锵，表情也不革命。他总是偏着头，以便那只带助听器的耳朵最大限度地接触对方的声音。

　　他从不讳言，最初开始“管闲事”并不如此明目张胆。“害怕啊！从来都不敢说明身份。”但1998年的一次遭遇，成就了他公然抛头露面的胆量。

　　那时，陈法庆为一家石矿跑运输。他发现该矿存在严重的偷漏税行为，于是当面、匿名向区国税局进行举报。哪知没多久就在矿长室挨了打，全身多处受伤，右眼差点被打瞎。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对他举报的报复，陈法庆却坚信就是这么回事。“只要知道举报人耳朵聋，人家一下就能猜到是我。”

　　这次挨打壮了他的胆。“我做得对，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害怕的应该是他们。”自那以后，每次“管闲事”，他都清楚地注明身份、住址、电话，最后还要按上个红手印。

　　与别人不同，这个“十三点”从未真的认为自己管的都是“闲事”。在他看来，所有的事都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我居住的地方，这是我的国家啊！”

　　粉尘事件过后不久，陈法庆又一纸诉状将浙江省政府和环保局告上法庭，诉：二被告对他家门口的东苕溪水源保护区内的环境污染状况，未采取切实的治理和改善措施。

　　这条溪的沿岸有23家石矿，95％的石料都由东苕溪航道向外运输，垃圾、废油漂浮在水面上，但这条溪同时又是两家自来水厂的水源。据陈法庆计算，约有80万人在饮用这条溪水加工后的自来水，但除了几块警示牌外，他没有看到更多的保护水源行动。

　　法院不予受理。他上诉，仍没有结果。

　　政府和法院对分内事似乎漠不关心，这让爱“管闲事”的陈法庆难以理解。此后一年，他仔细研究了相关法律后，上书全国人大，建议修改相关法律，建立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渠道，尤其是以公民身份提起的公益诉讼。因为“在现行法律中，公益诉讼多由检察院提起。但实际上，侵害公众利益的事件发生后，有关的职能部门会尽一切所能，保持‘事件’的平静，而此时有的检察院也视情不会多管‘闲事’。只有允许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有关职能部门的行政行为才能受到监督，公众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确实的保障。”

　　半年后，陈法庆接到一位北京记者的电话，说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提交了一份《尽快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的提案。梁从诫称，这份提案是受到浙江农民陈法庆的启发。

　　现年38岁的陈法庆，有着江浙人中少见的高大身材，却始终保持着和蔼可亲的样子。他从不以“斗士”自居。“我就是一个普通农民。”他说。偶尔还会加一句：“我没有文化，初中都没毕业。我做这些只是凭良心。”

　　他10个月大时，生父因病去世，母亲将他送了人。养父母家穷，顾不上孩子，他常常整天一个人躺在床上哭，泪水流进耳朵，泡坏了耳膜。5岁时，养父因病去世，养母便带他改了嫁。14岁时，再婚的养父又生了病，陈法庆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担，离开了学校。

　　上不了学，他便经常到生产队长的家里去看报纸。不久，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种快速饲养肉鸡的方法，于是辞去工地小工的活儿，自己当起了养鸡专业户。

　　看报纸成了他的习惯。现在，他每年要在书报订阅上花掉1800元。也正是从报纸上，他知道：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5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30个，在全世界污染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8个！

　　于是，陈法庆的“闲事”渐渐浓缩为“环保”一项。“不是别的我不想管。比如偷漏税，也是很重大的事。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偷税漏税，必然导致国家税率升高。”但他认为环境问题更加迫在眉睫。

　　他打了个比方：如果有两家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一家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环保技术，而另一家没有，前者的生产成本必然高于后者，必然在市场中处于劣势；如果后者坚持不采用环保技术，在效益的压力下，前者也会放弃自己的环保技术，那么，两个地方的环境都会遭到污染。

　　陈法庆坚信中国正处于这种状况。“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地方的事，而必须是所有人的意识都提高才能改变的事。”

　　他完全抛开了自己与人合开的工厂，开始了有步骤地改变国人环保意识的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在媒体上刊登署名“农民陈法庆”的环保公益广告。

　　当地人说，法庆走火入魔了，有钱干什么不好，偏要去登什么公益广告？真是吃饱了撑的！

　　“我有钱吗？”他毫不隐瞒，“我全部资产加起来有60万，在杭州连一套房子都买不下。”经过仔细计算后，他说：“不过我现在只剩20万了。”

　　他住在16年前盖的老房子里，屋顶逢雨便漏，也只是草草维修一下。2003年，妻子查出患了I型糖尿病，需每天注射胰岛素，每月医药费2000多元。“我从来不问他做的那些事。”妻子胡法琴对陈法庆的“闲事”有些不屑，在她来看，那些都是自找麻烦。

　　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陈法庆接到邻居电话说他家着火了。待他急匆匆赶回去，大门早已被烧得只剩黑黢黢的门框，老妈妈一人呆呆地坐在屋里。他惊慌地跑进去，几乎要哭出来：“你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你！”

　　老人家却淡淡地说：“我老了，什么也不怕。但是你要自己当心啊！”

　　老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几天后，在镇上的一个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海报：“陈法庆，今天到你家，你不在，只有你老母一人。不然早就炸掉你房……”

　　“我是在做两边都不讨好的事。”陈法庆神色无奈，“政府不喜欢我，企业也不喜欢我。”顿了顿，他又说：“不过有些事总要有人做。”

　　他渴望搜集到更多值得讨论的环境事件，以便向他的目标推进。因此，6月7日，他的环保网站正式开通。他为此聘了职员，租了办公室，并每日守在电话机旁，以便为同类事件提供他的建议。

　　“人人都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他说，“所以，人人都应参与对环境的保护。就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