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

　　慈善是一项崇高的社会性事业，要使慈善成为源源不绝的社会资助力量，要使慈善可持续，就需要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当慈善行为变成一种有规模的经营活动时，它就能发挥其经常性、持续性、规范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就能给更多的人带来资助，使慈善基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当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时，就会带动更多的人来捐献，使捐助者看到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了被捐助人的困难、生活甚至是根深蒂固基于他们思想深处的观念，为和谐社会的进步尽了一份努力

　　早在1999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就提出了“全球协议”，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全球企业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9个基本原则：一是企业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二是绝不参与任何漠视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三是企业应支持结社自由，承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的权力；四是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五是有效禁止童工；六是杜绝任何在用工和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七是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八是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九是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和推广。

　　在中国，前六条大多数有责任的企业能够做到，而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应对环境挑战、发展无害环境科技产业，目前在中国很多地区很多制造行业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度。来自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国每1美元的GDP能耗，是美国的4倍，德国、法国的7.7倍，日本、俄罗斯的11.5倍。中国GDP的增长几乎全靠高耗能的工业拉动，大气污染的90%都来自“第二产业”，也就是重化工业，其中有70%的污染来自于火电发电。由此产生的酸雨面积占了国土面积的1/3，而这个面积还有可能不断扩大。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创造了很多的“第一”：外汇储备第一、引进外资第一、能源消费第一、原材料进口第一、建材消耗第一、二氧化硫排放第一、全国化学需氧量（评价水质优劣的标准）和排放量第一、碳排放即将成为第一。中国用2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西方100年的经济成果，但西方100多年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20多年中集中体现出来了。

　　11月11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表示，中国环保工作已进入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正面临着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机遇，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从更高的视角、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应中外携手共同推进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在要GDP还是要环境的国家利益取舍中，显然我们现在选择了后者。

　　在推进中国环保和节能事业的进程中，有这样一个人值得我们关注和尊敬，他和他的团队带领中国太阳能趟出了一条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参照的模式－－“皇明模式”，2006年5月5日他被邀请登上联合国讲坛，第一次让关注全球能源产业的人们能够静下心来聆听来自中国的声音,让叫嚣“中国能源威胁论”的西方人，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力量，从而让“皇明模式”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和向环保进军的一个标志——他就是黄鸣。

　　从“全球协议”到“皇明模式”，我们已找到了中国企业在角逐世界经济舞台的另一种力量。被誉为“太阳之子”的黄鸣率领他的团队十年如一日地在唤醒着中国民众的“节能环保意识”，引导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皇明集团除本身从事节能环保事业外，还在节能环保的普及教育上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社会贡献，提出并推动了“新农村、新能源”运动，成为和谐社会下“绿色”企业的典型代表。

　　可能你会说这象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颁奖词，但实际上黄鸣和皇明集团在践行节能环保路上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远没有如此简单，轻松，在环保、责任、价值的权衡中，皇明一路走来可谓坎坷一路，饱经风雨。

　　近几年来，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了社会和民众的空前关注，对企业究竟承担何种社会责任引发了全社会群体性的争鸣和关注，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企业社会责任大讨论中，受伤害的、被责难的却往往是企业。公众对于企业的种种态度或价值判断就很容易衍生出不同程度的曲解或者偏误，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态度，停止谴责那些在窘迫中的人们和忍辱负重的企业生存状态，人类或企业的某些错误行为需要预测、容忍和修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对企业的生存和人的个体的判断意识及价值取向有了宽容和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