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文化遗产为何不尊重自然遗产？

　　可能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还不太注意，当年皇帝祭天求吉祥以“永延帝祚”的场所天坛，早已成为“人民乐园”。可是这些越来越迷恋天坛“良好生态”的人们，也在注意一个悄然而至的变化，那就是天坛的自然和荒凉越来越少，人工对自然的干预越来越多。天坛内每天集聚的人越来越多，天坛的生态负载力，其实可能是在下降的。天坛这样的文化遗产，却很不注意尊重“自然遗产”，甚至无意中破坏了自然遗产。

　　这两年我一直在到处大谈我的“学术新发现”：人是离不开生态的，自然萎缩了，人就活得很痛苦。用这个学术观点武装我的头脑后，我看到的许多地方，突然间都有了缺陷。

　　生物多样性充分的自然生态，才是最好的“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文化神圣区”内，也有绿化部门，他们也在精心地保护着、改变着区内的绿化度，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破坏。文化的衰落与自然的衰弱，常常是互为表里的，唇亡而齿寒，齿落而唇伤。一个不重视保护自然的群体，往往也不会重视传承文化。按这个道理，文化与自然应当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有互相协助和帮理之意，只有处处联起手来，才可能稍富延续生命的能量。可是，现实中，你看得更多的，不是自然遗产在湮灭文化遗产，而是文化遗产在破坏“自然遗产”。

　　圆明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圆明园过去生态能力不足，上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种了不少树木。这些树木经过五十多年不被人照顾的自然生长，慢慢地培育出了一片“半天然生态”。自2002年以来，圆明园管理处开始拼命立项，申请经费，大力以科研的名义，以为游客着想的名义，以保护传统文化的名义，“改造”这片难得的美好自然。把长得很好的本地树种视为“杂木”，把长得很好的本地草类视为“秽草”，通通都砍了去，挖了个空。然后，种上从某个国家引进的单一草皮，然后，种上从某个国家引进的单一灌木。圆明园过去不小心形成的生物多样性，由此遭受了一场劫难；圆明园的水土保持能力，由此突然下降；圆明园的自然之美，由此突然下降。

　　颐和园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昆明湖是京密引水渠的一个“调节湖”。然而，颐和园这几年在拼命清除“杂草秽木”、种植“美树新草”，湖边本来长有极好的芦苇，偏偏要连根挖走，把堤岸硬化，理由是为了保持水质的清洁，实际上，硬化的堤岸才最不利于保持水质的自然活性。芦苇是一些害羞的鸟类的最好的庇护和繁殖场所，这样一来，它们就只能重新找地方；西边的湖里本来种着些荷花，到冬天，雁类和鸭类会在这些湿地的残荷败苇中休憩、觅食，然而，这些地方正在一天天地干净、整洁下去，湖光山色的自然造化之美，越来越趋向单调和可怜。虽然公园的管理处在景区路上搞了许多爱护鸟类的宣传，然而，当一个地方已经留不住鸟类的时候，做这些宣传有什么意义？

　　天坛也在宣传自己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上的功绩，也在大谈“尊重本地物种”，然而，天坛的绝大部分地方，上面是百年松树，下面是某种冬天还泛绿的引进草；上面是千年古柏，下面也还是某种冬天还泛绿的引进草；围起来的地方，是单一的草，没围起来的地方，也是单一的草。

　　实际上，天坛地坛也好，圆明园颐和园也好，植物园、燕园、清华园也好，北京这些相对来说面积较大的文化院落，都可能有心地把自然环境保护得很好，都可以把生物多样性搞得很丰富，都可以在满足文化传承的同时，把自然保育得很完美；然而，恰恰是这些文化遗产集中度最高的地方，经常有缺乏自然文化的表现，显然，我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文化遗产”对“自然遗产”的保护能力，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