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防渗工程起因是因为缺水，同时，该工程涉及到圆明园这个国家乃至世界级的文物景点，也属于生态十分敏感的场所。因此，有必要从生态节水角度，各抒己见，谈谈个人看法。

　　首先看生态保护方面。生态保护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尊重自然、尊重生态系统自身运动规律，减少人为干扰。一个在天空中自由飞翔但饱尝生存艰辛的小鸟比人在鸟笼中娇养起来的小鸟更健康、生存能力更强。圆明园并非国家重要湿地，也没有珍稀濒危物种需要保护。但是，生态群落的稳定和健康是圆明园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有生命力的要素。这些生态要素已经成为圆明园的有机组成部分。每棵树甚至每棵草都见证了圆明园血与火的历史。尊重中华文明，就要尊重圆明园的历史，尊重那里的存在，包括一草一木。将圆明园进行大规模改建、翻修包括这次防渗的做法都是急功近利行为。

　　防渗工程肯定是破坏生态系统的，而这个生态系统不是濒危珍稀物种保护意义的生态系统，而是见证了圆明园兴衰和屈辱、与圆明园辛酸的历史相互掩映的生态系统。失去了它，圆明园将不再是圆明园，而是一个普通的休闲场所。一个山清水秀、绿草茵茵、明堂亮瓦的新圆明园只能将其降格为一个普通的休闲场所。对于圆明园来说，生态就是历史，大规模建设往往就是大规模破坏，破坏生态就是破坏历史。不尊重历史和自身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有关单位称圆明园因为渗漏每年损失水量700万方，“造成水资源及大量资金的浪费”。其实，有关防渗节水方面的争论由来已久，渠道和湖泊防渗整治导致诸多问题的例子俯拾皆是，这里不再列举。仅从水资源循环的角度来说，防渗就属于破坏性行为。北京是缺水城市，每年地下水超采2.3亿立方米。防渗从局部来说是节水的，但从水资源循环系统整体统筹考虑，就不是真正的节水，可能还要增加消耗。这种防渗做法只能看成资金驱动下的“利益性”水行为，而非资源性节水。

　　由于北京的地下水漏斗分布面积很大，作为上游区的圆明园是一个理想的回补地下水场所，北京西部是地表水渗漏补给地下水的山前区。地表水渗漏是北京地下水的重要来源。在城市建设用地和其他不透水面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再将地表水补给源逐一切断，北京的地下水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统筹考虑北京水资源的系统健康状况，不能让统一的水资源系统支离破碎，而应该维持其完整性。

　　从生态节水来说，传统的工业、农业、生活部门要节水，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也要节水，也就是生态节水。生态节水是在确定保护目标和对象条件下，尽可能选择那些耐旱物种，合理确定生态环境建设的规模和结构。例如，考虑到节水，将一定的水面面积缩小而代之以植被绿化；依靠灌溉的植被可以代以耐旱的依靠降雨生长的本地土著草种或树种。这些措施都是在尊重生态规律基础上的生态型节水。这种生态节水的好处有两个：一是多以当地的土著物种为主，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娇气”；二是用水耗水少，不需要大量的灌溉，可以自维持。但生态节水也有缺点，就是从一般人的角度看，美观不足，例如，雨养的草地不如灌溉草地长势好。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注重回归自然，因此最自然的也就是最美的已经成为主流趋势。

　　具体到圆明园节水问题也涉及到生态节水问题，就是要根据水资源条件，合理确定生态保护的模式、规模、结构和物种。科学合理的模式是尊重原有的生态结构，避免用外来树种或草种全面改变圆明园的植物群落。圆明园的湖泊大小也要合理控制，一些地区可能更适合作为沼泽湿地，不应该用铺防渗膜的方法进行节水，这恰恰属于违反生态规律的节水思维。这种工程产生的不是生态利益而是经济利益。思维决定行动，以保护生态为目的还是为了挣钱决定了项目的性质。圆明园工程应为保护生态、保护文化、保护历史为主，不应从经济利益出发指导任何工作。

　　总之，无论从生态保护，还是从水景观建设，圆明园防渗工程需要慎之又慎。但这个问题并非简单的生态问题，也不能单纯地判定为愚蠢的破坏行为。要将这个问题放在城市重要园林的利用、管理和保护的机制与制度这个总体框架中来看其内在动机。政府如何进行圆明园的功能定位很关键，公益性园林需要政府在投入上有保障，不能鼓励管理部门广开财源，对其进行有破坏性的建设活动。一般的休闲场所是不会这么引起社会关注的，正是因为它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导致了这场“风波”。根据圆明园的功能定位，需要确定保护的原则和标准，保护的对象、保护方法、保护资金安排和渠道、保护的制度措施和政策等，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尤其是专家决策机制和透明决策程序是至关重要的。

　　圆明园不是其管理处的圆明园、不是北京的圆明园、她是全中国人民的乃至全世界的圆明园，要将她真正作为国家级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在管理机制、资金安排和保障、水资源合理配置、植被保护等方面建立一系列制度，避免出现利益驱动的短视行为。

　　（作者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