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海洋空荡荡：一部自我毁灭的人类文明史》：【英】卡鲁姆·罗伯茨著，吴佳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倘若以生命起源的视野看，海洋无疑是我们的原初摇篮。人类在陆地生存的“文明”，在漫长的进化史面前显得如沧海一粟。英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鲁姆·罗伯茨的《假如海洋空荡荡》，或许就像一个警世的箴言，提醒我们：生命既然可从海洋来，亦可在海洋中消亡。表面上看，全书副标题“一部自我毁灭的人类文明史”似乎危言耸听，但我们无法全然否认。因为，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来就是一体两面：它既不断探索、利用自然，让生命得到更好延续发展；也无限扩张、贪欲不满，使自然受到荼毒破坏。

　　因此，这部著作突破了一般海洋史写作的“单一格局”：没有简单地将海洋生物、海洋生态作为客体化的研究对象，而是看重一种人与海洋的“关系史”描述。这种关系就建立在主体（人）对客体（海洋）的“改造”之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从畏惧到探索，从利用到征服的过程。在《假如海洋空荡荡》里出现了两条极具“张力”的意义轴线：一面是技术进步、机械捕捞的工业文明，一面是物种消亡、资源殆尽的荒野之境。

　　某种意义上，海洋的文明史就是海洋开发的“现代性”历程，它完全是工业化机器生产在海洋领域的渗透。这种“文明史”之所以被作者认为是“自我毁灭”的，源于它建立在一种单向性的思维之上：简单、粗暴、直接。我们看到，全书大多章节都有同样的论述：围绕扩大“渔获量”的中心目的，讨论了各种渔捞工具（渔船、渔具和仪器），渔捞技术的使用。无论时代怎么变易，渔场如何变换，人类在捕鱼的逻辑上却出奇一致——为了维持渔获量，不断改变“主要渔产”的品种，当一个物种锐减濒危时，迅速寻找下一个“替代物种”。从而，海洋生物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排队式”消亡。

　　作者的考察既是全景式的（地毯式巡礼了主要渔场、渔产和渔捞方式），又是微观的（利用各种小说、档案、法案的记录再现捕鱼、捕鲸的历史场景）。然而，它们都指向了海洋资源从无限丰沛到极速枯竭的“毁灭史”。《假如海洋空荡荡》的价值在于揭示出这种衰竭的“加速度”从何而来？在我看来，是科技给人类的贪欲插上了翅膀。从原始鱼叉到围网，再到清盘式的大型拖网，捕捞方法愈加残暴；从沿海、近海再到远洋，从水表到深海，人类侵蚀资源的深广性叹为观止。这些都离不开工业革命（提供远航的动力）、保鲜存储技术（支撑捕获更多鱼类的野心）以及电子信息技术（高效自动化的搜寻）的推波助澜。

　　在当代语境之下，生态保护的主题已是老生常谈。无论是全球命运共同体，还是绿色开放、包容共享的崭新理念都已成人类共识。但是，回望海洋文明的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的每个断裂细节，都潜藏了人类“自毁”的危险。我想，这也是作者写作此书的超越意义：处处都反省着人性的弱点，检视了海洋保护所面临的困境、逆流与历史创伤。事实上，我们并非不知自然的“教训”，只不过往往容易患上“历史失忆症”。每当科技有所突破，物种有所休复时，又会立刻重复着更大的压榨与伤害。

　　这也让我们反思：技术文明并不一定能换来生态文明。相反，当一种“技术理性”大行其道时，海洋资源只会沦为人类疯狂掳掠的“战利品”。换言之，与欲望和诱惑相比，人类常常愿意为了今天的“实利”，断送子孙的未来，甚至不惜为此自我欺瞒。在书中，你能看到历史上诸多法案背后的“官僚主义”，在禁止拖网捕捞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摇摆不定。更有一批海洋学者公开宣扬：“海洋开发，取之不尽”。他们用增多的“渔获量”论证着海洋就像是耕地，越是深耕越有生产力的荒谬逻辑。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吗？实际上，资源再生的速率远远小于捕捞，我们不过是在利用技术“透支”着海洋的“元气”。

　　技术到底是在掠夺式捕获还是抢救性保护？学者的立场到底是自我催眠的欺瞒，还是警世醒世，发挥专业的智识？也许，在海洋生态的保护上，我们从不缺乏知识、政策和科技，缺乏的恰恰是情感、态度与价值。在我看来，这部书的启示意义或许远比描绘海洋文明进程价值更大。因为，作者通过此书表述了一种“重建生态伦理”的价值追求。这种生态伦理始终在追问：我们是谁？依赖什么？为了什么？这种康德式的提问，时刻在强调人类面对海洋的姿态与不能僭越的限度。

　　或许，只有清醒地回答这三个问题，海洋才有明天，人类才有未来。在书中，任何杀戮海洋生物的行为背后，都暗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核。这完全是一种认识论的谬误，主体性的滥用：人们从未将自身置于生态链中，狂妄地以为能够凌驾在海洋生物之上，殊不知在自然史的框架内，并没有什么物种可以全身而退，人类也不例外。我们是人，更是生物；我们依赖生态系统，为了人类能更好延续。在利用资源的前进路上，始终不忘生命曾从海洋诞育这一初心，或许是《假如海洋空荡荡》一书给我们的最大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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