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7公裡長的清河蜿蜒流淌過北京城北。過去三四十年間,這條名中帶“清”的河流卻一直在清與濁之間徘徊。北京市今年給這條河立下的最新整治目標是,消除黑臭。
與之相對應的治河改革是,北京市2016年底全面推行河長制。在清河流經的4個區13個鎮,有17名河長共同管理這條河。由屬地一把手擔任河長,能更好地協調水務、環保、城管等各部門,實現高效治河。那麼,河長制時代的治河,是否可以讓清河還清?
工廠擴容,清河不清
與清河打交道30多年的趙祖林記得,清河的第一次大規模治理是沾了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光,當時他還是北京市河湖管理處工程科的一名新人。
那是我國第一次舉辦大型國際賽事,然而,距離比賽場館不足10公裡的清河卻污染嚴重。整治清河成為亞運會開幕前的一項重要工程。
清河最大的污染源是清河毛紡廠。這家於清末洋務運動中開辦的工廠在上世紀80年代擴大為3個工廠,為1.3萬名職工提供就業崗位的同時,也使清河不堪污染重負。
亞運會期間,清河周邊的污染大戶都停工了,雖說沒有了污染源,但是河裡的水還是干淨不起來。為了讓水質看起來好一些,一台給河水補充氧氣的曝氣機出現在清河上,馬達發出巨大的轟鳴聲,河面的水被攪動起來,水花像噴泉一樣濺起,河水干淨了不少。
此后的清河毛紡廠在南方大批民營企業的沖擊下舉步維艱,生產量大幅削減,清河水質卻因此出現短暫好轉。
好景不長,1992年以后,建材廠、家具廠等大大小小數不清的企業、農貿市場又在清河沿岸聚集。大量小企業的進入讓清河兩側的排污口再次冒出污水,黑、綠、紅等各色污水滾滾入河。這樣的生態讓當時的清河成為“死河”。
每當西北風吹過來,趙祖林所在的清河管理指揮部大院內便“像掉進糞坑一樣”。即便是在三伏酷暑,每家每戶也都關著窗戶,但依然擋不住陣陣惡臭。
大規模的治理在2000年再次啟動,這一年,北京市政府總投資7.17億元,建設清河污水處理廠,日處理污水20萬立方米。水處理廠建設初期的數據表明,清河流域每天入河污水量約為20萬立方米,恰好和污水處理廠的消納量持平。
新世紀到來的那個夏天,趙祖林打開那扇多年夏天未曾開啟的沿河窗戶,沒有聞到臭味。
人口劇增,清河又陷污染重圍
新世紀來了,趙祖林忽然間發現,河流兩岸的農田仿佛在一夜之間全部“種上了”居民樓。
大量房地產商來到了清河邊,在當年許多樓盤的售樓廣告中,“傍水而居”“清河清流”等口號被印成宣傳單上最大最吸引人的字體,大肆宣傳。僅天通苑一個居住區,人口就達到了40萬。
河邊居民王敬存2000年前后買下清河邊的房子,就是被廣告中的清澈河水打動的。“宣傳廣告上,畫的是清澈的河流,河流兩側一片翠綠,房子在藍天白雲下看著特別漂亮。”
可之后數年間,他家靠河的北窗再也沒打開過,“搬進來以后,清河的污染一天比一天重”。
劇增的人口讓清河污水處理廠不堪重負,每天都有大量無法處理的污水直接排進河裡,排水口流出泛著惡臭的黃色、黑色的污水,蚊虫在排水口聚集。
2004年,為了加強對清河的管理,趙祖林所在的清河管理所被劃歸地處清河邊的北京市東水西調管理處,單位特意舉行了揭牌儀式。
揭牌儀式那天,惡臭被吹進了管理處的院子裡,幾十名做了多年河流治理工作的水務工作者被熏得喘不過氣。
沒過幾天,管理處收到了水務局要求徹查清河沿線污水口的要求。趙祖林發現,查清楚了也並沒什麼用,上游該排放還是排放,一點辦法也沒有。
污水處理廠常規運轉每日能處理污水接近30萬噸,而清河流域每天的污水排放量有40多萬噸。趙祖林說,“污水處理廠的處理能力上不來,確實處理不了。”
“在2000年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清河地區是中關村科技園區的輻射區,下游是城市綠化隔離地區,不是人口稠密區,所以當時並沒有再規劃大型再生水廠。”北京市排水集團工作人員周灝這樣解釋當時的情況。
一籌莫展中,北京要舉辦奧運會了,清河必須抓緊還清,北京市水環境治理規劃緊急調整。2006年,清河下段水環境治理工程初步設計得到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批復,當年11月8日,這項總投資約6.42億元的工程全面開工。
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之前,清河流域共有清河、肖家河、北苑3座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近50萬立方米,基本能夠“吞”下流域所有污水。
河長來了,清河治理有了新模式
趙祖林和同事們一度滿是自豪,“走過清河邊時,都忍不住想告訴認識的居民這條河是咱們治理干淨的”。可是北京奧運會之后不到一年,他在河道邊路過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清河管理所的人,一群居民圍著他和同事們發問,怎麼沒干淨多久又臟成這樣了?趙祖林說,自己沒辦法回答。
2000年,清河流域隻有80萬人口,而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290萬。據測算,每增長3萬人,污水處理量就會增加1萬立方米。而在清河人口大量無序涌入的這些年,污水處理廠的建設卻沒有跟上,規劃趕不上城市發展速度,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顯得尤為突出。
北京市水務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清河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為45萬噸,高峰期污水來水量為每日50萬∼70萬噸,每天,少則幾噸多則數十噸未經處理的污水溢出管道,直接排入河中。
再建大型污水處理廠勢在必行,但要建設一座污水處理廠,從選址、施工,到管線埋設,周期很長。尤其是在建成區,按照環保要求,水廠直徑300米內不能有民房,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找一塊這樣的開闊地段,難度不小。
從規劃到啟動建設,清河第二再生水廠歷時數年、五易其址,最終在三區交界的沈家墳村開建。
2016年,清河第二再生水廠投用,第一期工程日處理能力達到20萬立方米。在排水集團的測算中,清河流域目前共有再生水廠4座,日處理能力超過100萬立方米,可以滿足現有人口需求,污水處理能力跟不上的問題得以解決。
同時,河流承載的排放壓力正在減輕。2015年初,北京市開始試點水影響評價審查,涉水紅線剛一劃出,便卡住了清河北岸擬建的一處大型住宅區。趙祖林的同事們從新聞中了解到,一家知名公司的項目也未通過“水影響評價”,需要返工。大家都說,“這些治理手段是動真格的了!”
動真格的治理手段不止這一項。2016年,北京市全面推行河長制,17名河長共同管理清河。過去,由於產權關系復雜,治理、截污等工程單靠水務部門很難推動。現在有了屬地黨政“一把手”擔任河長,水務、環保、城管等各個部門都能在統一的調配下更好地參與治理工作。
一條河是否干淨,如今由河長負全責。今年,北京市的市、區、街鄉三級河長組織體系已建設完成。各級河長將在嚴格的打分考核機制下開展工作,一旦發現污水、垃圾、違建等情況,都要記錄在案,作為考核各級河長的依據,考核不合格,區長、鎮長的工作業績就要受影響。
在區級、鎮鄉級、村級河長的協同下,河長制真正實現了上下貫通,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下級河長向上級河長匯報,效率大大提高。在海澱區率先試行河長制的一年時間裡,該區水環境污染問題減少了60%,清河流域的污水處理率也達到90%以上。
“河裡的問題,最終都得在岸上解決。”東水西調管理處副主任鐘海濤的這個經驗讓趙祖林很認同。
實行河長制以來,他發現越來越多“岸上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清河流域最大的北沙灘棚戶區拆違還綠,北京北部最大的萬家燈火家具城關張搬遷,著名的洗車一條街拆違還綠……
河裡的情況“回應”著岸上的治理情況。河水逐漸還清,河岸變綠了,水裡能見到游魚,水面上飛來白鷺和野鴨,兩岸迎來了晨練和散步的人群,以往大家“敬而遠之”的清河,如今人流涌動了。
趙祖林偶爾會和河岸邊晨練的居民聊聊天,有人對他說:“清河好不容易走到今天這個樣子,可別再轉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