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見証制度的力量

　　今年7月1日，強制性垃圾分類制度首先在上海啟動。彼時，公眾對這一全新的垃圾分類制度能否取得成功有著諸多懷疑，甚至是質疑。時至今日，據筆者觀察，上海的強制性垃圾分類制度已經基本落地，其過程值得總結。

　　上海的強制垃圾分類制度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成功。

　　居民的垃圾分類開始從自發走向自覺。如果說開展垃圾分類的習慣一開始是被“逼”出來的，那麼現在從居民家庭到社區，定時定點垃圾分類已經基本變成居民每日生活的“必修課”，成為一種自覺的新興生活方式。

　　居民的垃圾分類從量變走向質變。根據傳統理論，居民垃圾分類行為會受到居民家庭特征因素的影響，很難越過某些因素而實現垃圾分類的目標，比如家庭收入、教育背景、職業等。但事實表明，居民垃圾分類還存在一個重要的行為機制，那就是“跟隨效應”。一旦垃圾分類的佔比越過某個水平，后續的居民和社區就不太受其家庭和社區特征的影響，而會自覺地“跟隨”加入垃圾分類的行列，這一點在近期體現得非常充分，比如推動社區開展垃圾分類的難度大大變小了。

　　社區垃圾開始從增量走向減量。隨著垃圾分類在社區的推進，筆者觀察到各類垃圾已經開始出現明顯的減量化趨勢，每日一扔的垃圾分類習慣等，在時刻提示居民要適當控制垃圾數量。

　　為什麼上海垃圾分類能出人意料地取得如此成效呢？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力量以及背后呈現的規律。

　　其一，強制性垃圾分類制度的本質是一種從屬於“命令與控制”的環境規制，相較於十多年前開始推行的“綠色賬戶”制度，以及各種垃圾分類的宣傳教育工作，這一環境規制無疑具有更強的約束性，並帶有一定的懲罰性質。基於環境問題的公共屬性，可以發現，環境保護大都正是從“命令與控制”的行政制度建設開始，才能取得后續成效。這是基本規律，也是政府主導的行政制度體系的根本力量所在。

　　其二，垃圾分類制度要與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相適應。兩者間的關系其實正是一種重要的微觀機制，也就是說，具體表現為居民生活內容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才是決定垃圾分類能否有效推行的決定性微觀制度力量。離開了這個基礎條件，垃圾分類不僅難以實現他律，更是難以從他律走向自律和自覺。

　　其三，在推行強制性垃圾分類的過程中，居民與社區間呈現出明顯的競合性。從一開始的被動觀望，到后面的主動跟隨，體現了居民間、社區間、區域間高水平的理性競爭以及有機合作關系，並極有可能就此形成一種全新的社會治理體系和格局。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關注，這就是居民垃圾分類行為背后的行為制度力量。

　　總之，強制性垃圾分類制度的成功落地，離不開政府的行政制度力量、市場的微觀制度力量以及社會的行為制度力量，同時也離不開這三種力量背后的內在發展規律。（李志青）

　　作者系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