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考古的人，习惯根据自己研究的对象来称呼自己，比如“良渚人”“二里头人”“殷墟人”“周原人”……那么，研究考古遗址的动物遗存的考古人就被称为“动物人”，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则被称为“植物人”。日前，两个领域的考古人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举行了“动物、植物与人——生物考古学术研讨会”，为动植物考古学者了解各自领域的研究进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五谷丰登”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

　　“植物人”赵志军是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他1999年放弃了美国绿卡，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看中的就是在中国从事植物考古的广阔天地。在美国亲眼见到了浮选法是如何打开一座座古代植物遗存的宝库之后，回国的头几年，赵志军将精力投入到推广浮选法上。经过多年的努力，浮选法在中国从无到有，成为田野考古必不可少的程序。

　　植物考古在中国的发展伴随着1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赵志军和同事、学生们对距今5000到3000年间、6个不同区域的遗址留下的植物遗存进行了采集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代表观点便是他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中提出的：“在汉朝的文献中记载的‘五谷丰登’并不是简单的形容古代社会发展的赞美之词，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

　　来自中国六大区域的各个重要遗址，以及农业起源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植物遗存在会议中被反复讨论。比如西辽河流域，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8000年前开始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到了夏家店下层时才新出现了少量的大豆，但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黄河上游，也就是我们说的西北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在河西走廊，小麦大麦在距今4000年后传入并且增长速度加快。黄河下游，龙山文化时代主要是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以及以水稻为主的稻旱混作农业，大豆和小麦非常少。长江下游和中游，是水稻驯化的两个中心，除了水稻，就没有发现过其他的谷物。

　　“中原地区，同样是粟和黍两种小米占有统治地位，但在龙山时期水稻开始增加，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晚期，大豆出现并稳定占有一定比例。二里头到二里岗时期小麦异军突起。五谷的说法源自《论语》的‘五谷不分’，在汉代有两种说法，粟、黍、小麦、大豆和大麻或者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大麻就是用来做我们穿的麻衣，但如果只讲食用的谷物，自然是水稻。五谷丰登就是指这5种，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是唯一五谷都有的地方。”赵志军说。

　　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歆益博士看来，这些年通过“植物人”的努力，中国农业起源的理论框架已经形成。“在一个区域只种适合这个区域的单一品种，今天看来适合大规模的管理、收获，但在古代却有可能意味着危机、灾难，任何天气、降雨、作物本身的退化病害都会导致农作物生产的崩溃。中华文明形成的那一阶段恰恰气候变化最剧烈，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区域有可能经受不了冲击便消亡了，但中原地区的多品种种植方式，提高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刘歆益说。

　　除了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各个区域的植物遗存也为证明本地区的农业活动提供了可能。长年在新疆吐鲁番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蒋洪恩教授，以这一区域3个时代先后的遗址为例，来说明古代先民的生活生产变迁。洋海墓地只出土了小麦、青稞、黍，水果只有葡萄，纤维只有芦苇，肉食只有羊肉。到了营盘，出现了棉花与蚕丝，加工的食品中有了烧饼，而到了丝路兴盛时的阿斯塔那，随葬的墓中粟和水稻都有出现，织物的纤维有大麻、亚麻和苎麻，水果更是增加了哈密瓜、杏、梨、核桃等。

　　研究动物在祭祀中的角色，就是研究礼制的形成

　　“动物人”袁靖现在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担任主任的数年间，他致力于动物考古。“动物的进化故事以前由生物学家来讲，如果从动物考古的角度如何来讲呢？人和动物相处的历史已600万年了，古代的人最初面对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其他动物时，主要是依靠狩猎、捕捞的方式去获取它们作为肉食资源。后来人学会了饲养动物，这对人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袁靖1993年进行动物考古之前，中国考古对于六畜驯化并没有多少概念，而现在，“动物人”已经有了很精彩的故事可讲。“‘五谷丰登’与‘六畜兴旺’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吕鹏博士说，“六畜这个词最早出自《左传》中‘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可见马、牛、羊、猪、狗和鸡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家养动物。”

　　据袁靖介绍，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出现过程分两种：一是居民在与野生动物相处的过程中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通过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把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引进来，以绵羊、黄牛和马为代表，比如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绵羊出现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的甘肃和青海一带。

　　和国外动物考古不同之处还在于，中国的动物考古与史前社会的祭祀紧密相关。中国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袁靖看来，研究动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研究礼制的形成。“动物人”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里，最早用于随葬的动物是狗。直到距今4000年龙山文化遗址里才开始出现黄牛和绵羊。到了商周时期，马又成为祭祀用的最主要的动物。“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这些家养动物往往成为等级的象征，什么级别用什么动物，什么祭祀仪式用什么动物，都有讲究。”袁靖说。

　　现在，“动物人”与“植物人”有一个“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基地有7个实验室，可以说都是科技考古的前沿阵地，未来的目标自然是与国际动植物考古领域深度合作。不过袁靖说，考古人做的也是历史研究，而好的历史研究，就是讲一个好故事并赋予它意义：“动物考古与植物考古联合起来，可以把人与动植物同行的故事讲得更好。”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28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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