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熊猫护卫队，厉害！

志愿者们在野外安装调试红外相机。

本报记者 张 文摄

保护区里的大熊猫。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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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保护站中，白熊坪是最偏远、海拔最高的，但也是名气最大的。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两个大熊猫野外观测站之一。这里招募志愿者时，往往数十人“竞争”一个名额。

就在这里，年轻的志愿者们巡山、救助动物、写程序代码、修红外相机、建太阳能电站，用青春和才智为自然贡献着力量。

驱车进入四川广元青川县境内的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路空气清新，郁郁葱葱。数小时后，抵达林中一处水泥平坝，坝中矗立一栋木屋，便是白熊坪保护站。这里每年冰雨天气长达8个月。

就在这里，年轻的志愿者们巡山、救助动物、写程序代码、修红外相机、建太阳能电站，用青春和才智为自然贡献着力量。

专业不一，志愿者们各显神通

乍一看，这就是山上的一个小型信号基站：太阳能电池板下，矗立的铁杆上挂着一个外形普通的金属箱。不过，金属箱里“暗藏玄机”：红外相机、人脸智能识别芯片、信号传输系统一应俱全。

“这个是智能反盗猎装置，布置在一些关键点位，能自动识别盗猎行为，并实时传回影像。”保护站副站长刁鲲鹏表示，以前在盗猎高发地段需要派人设卡，或根据举报线索实地查验，这种笨办法实在耗费人力，效果也不理想。如今，防盗猎不再是保护站最头疼的任务：去年10月安装这套智能系统后，凭借清晰的图像资料，防止了好几起盗猎的发生。

这套厉害的“黑科技”，正是几位短期志愿者研发的——他们都是著名工程类院校的学生，虽然在这里只服务了短短半个月，但不仅为保护站建立了各类智能系统，还建立了小型太阳能发电站，解决了站里的用电问题。

唐家河保护区内的保护站中，白熊坪是最偏远、海拔最高的，但也是名气最大的：该站与卧龙保护区的五一棚观测站齐名，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两个大熊猫野外观测站。这里招募志愿者时，往往数十人“竞争”一个名额。

“并不是只有学动植物保护的才能做志愿者。”29岁的顾伟龙来自北京，在保护站做志愿者已有4年。

没错，这是一个年轻人“各显神通”的地方：曾在远洋货轮担任二副的顾伟龙，由于喜欢摆弄电子设备和机械，便“承包”了保护站的红外相机、传感装置等器械的故障维修。他为保护站引入了海事联络设备，能随时定位巡山队友的位置，还改装了对讲机，使其联络范围从4公里扩大到了10多公里。

如今，保护站“科技感”十足，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程序员也能在保护站炫技。”志愿者陈奂琦说。她曾长期从事软件开发与编程，得知每次从野外取回红外相机后都需要人工处理数以千计的照片，她立刻花了几个晚上编写了一套图像识别程序，实现了红外相机内存的智能读取和照片识别。

苦中有乐，巡山也是个技术活

早晨7点刚过，几位志愿者便都已经起床工作：有人负责打包红外相机，准备外出巡山；有人熬粥做饭，为大家准备早餐；还有人负责清点巡山的干粮，查看巡山路线。

“保护站不是世外桃源，志愿者也不是度假的游客。”刁鲲鹏告诉记者，保护站的职能是综合性的，从护林防火、防范盗猎，再到走访周边村镇，都是志愿者的工作范围，“每人每个月的野外作业时间不能少于21天，其余时间轮休。”

即使轮休，最近的县城离此也有5个多小时车程，多数志愿者都有“宅”在大山中好几个月没进过城的经历。在大山深处巡护，是大家最日常的工作。“最远的一次，垂直爬山1000多米。”陈奂琦告诉记者，自己曾一天在野外安装了8个红外相机，第二天胳膊又肿又麻。

巡山的“技术含量”并不低。“你看前面灌木丛里颜色比较浅的这条痕迹，这就是兽径，要沿着兽径走，才能捡到动物粪便。”27岁的王海婴是生态学硕士，在白熊坪做志愿工作已有一年多，她告诉记者，森林的动物们神出鬼没，无法判断种群大小，除了红外相机，只能靠捡拾它们的粪便，提取DNA分析判断。所以，找到并沿着动物在山中的路径追踪，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捡屎官”。

工作艰苦，生活条件也颇为简易。打开木屋里的储物柜，除了大堆的蜡烛，就是一箱箱挂面。“去年建成小型太阳能电站前，这里用电只能靠附近的一个小蓄水池的微型水电。”刁鲲鹏告诉记者，冬季蓄水池结冰，木屋中只能点蜡烛。挂面便宜又容易保存，关键时刻是救命的口粮：去年夏季，暴雨冲断了出山的道路，山外的物资送到保护站以前，志愿者们硬是吃了一个星期的挂面。

巡研结合，用成果提升志愿者成就感

保护站的木屋一角，一台双层冰箱是屋内为数不多的电器之一。拉开一看，里面堆放着大小各异的塑料瓶——瓶中装着的，是大熊猫、豹猫、黑熊等动物的粪便和尿液。

“这些都是巡山时好不容易搜集到的‘宝贝’。”刁鲲鹏告诉记者，这些塑料瓶会定期被送往外地的机构进行化验分析，得到的数据将被用到保护站的科研项目中。“保护站现在是巡研教三合一，通过做一些科研立项，将科研融入志愿工作中，提升大家的成就感。”他说。

红外相机是野外科研观测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安装红外相机，要根据动物的‘身高’来调整高度，比如拍扭角羚，相机通常要安装在75厘米高的地方。”红外相机数据的整理由王海婴负责。这是一项琐碎而精细的任务，巡山时遇到布置在外的红外相机，她会习惯性地检查是否还有电。有一次，一只“特立独行”的乌鸦爱上了红外相机的“自拍”，几天时间就在镜头前留下3000多段照片和视频，迅速耗尽了相机电量和内存容量。

在志愿者们的努力下，一篇篇科研论文在小木屋中完成。“有的科研成果甚至会推动保护站的工作。”刁鲲鹏告诉记者，对于野外出现的大型动物尸体，唐家河保护区曾经都是挖坑深埋处理。后来，志愿者们开展研究发现，大型动物尸体在野外自然分解时，其生态功能大于弊端。比如，在野外死去的羚牛不仅能成为黑熊、野猪的食物，其毛发也会被绿背山雀拔走筑巢。相关论文发表在国内的核心期刊后，保护区对野外的大型动物尸体处理也逐渐转向自然分解模式。

此外，保护站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成为野生动植物相关专业实践的极佳场所。“现在的兽医，大多是精通养殖业和宠物的救治，而参加野生动物救治的机会很少。”曾参加受伤野外大熊猫救治的志愿者左谦学的是动物医学专业，她告诉记者，每年都有受伤的野生动物来到保护站寻求帮助的事例，这种实践机会非常难得。“目前国内精通野生动物救治的兽医专家不多，希望自然保护区可以多培育这方面的人才。”她说。

去年，保护站的负责人和志愿者受教育部邀请，前往北京向青年学生们介绍自然保护工作。“保护区财力有限，无法供养太多的专业人才，但可以通过招募志愿者来弥补。”刁鲲鹏希望，通过让外界了解保护站的工作，能有更多有才能的志愿者到保护站来，加入到“熊猫护卫队”的行列中。

《人民日报》（ 2019年04月10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