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PX毒性介于盐和酒精之间 生产风险不高

　　编者按

　　从厦门到宁波，再到昆明以及茂名……近年来，在一次次的反对PX事件中，政府信息不透明——公众反对甚至以极端方式抗议——政府妥协的逻辑不断重复。PX这个早就应该打开的结，不但没有打开，反而越系越死。

　　PX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许多人为何会谈PX色变？政府在一系列PX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近日，我们邀请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魏飞、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梅志罡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申建林3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近年来的一系列PX事件进行了专业分析。我们期待，这组稿件能帮助整个社会理性认识PX及其相关事件。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魏飞：

　　PX毒性介于盐和酒精之间

　　生产PX的风险远没有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汽油的风险高

　　中国青年报：PX是什么?

　　魏飞：PX的中文名叫对二甲苯，是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之一。以PX为主要原料生产的PET(聚酯，俗称“的确良”——编者注)，占我国合成化纤的90%左右，是解决13亿人穿衣问题的核心化工原料。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矿泉水瓶、可乐瓶等原材料均为PET。目前，我国每年PET产量达3000万吨，带动了多达2000万人的就业。如果将这些PET全部制成化纤，相当于每年节省4.5亿亩良田以及1600亿立方农用水。

　　中国青年报：PX有毒吗？

　　魏飞：PX在MSDS(化学品安全说明书——编者注)中的准确表达应是低毒化学品。根据毒理试验，其“大白鼠50%致死量”(即LD50。毒理学中，指能杀死一半试验总体之有害物质、有毒物质或游离辐射的剂量——编者注)介于盐与酒精之间。长期接触的致癌性也处于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不确定有明确致癌性”的化学品中。

　　日常生活中，盐和酒精一般被人们认为是无毒的。参照这个标准，PX也可以说是无毒的。而且就算人体不慎摄入了PX，含甲基苯的PX在人体内也会氧化为苯甲酸类物质，可代谢到体外。

　　中国青年报：工业生产PX的过程有风险吗？

　　魏飞：PX为甲B类化学品，在26摄氏度之上遇明火会发生爆燃。工业生产过程中主要就是需要防范PX泄漏。按照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化学品的毒性、易燃易爆性、腐蚀性等因素进行分类，化学品中风险大的是剧毒化学品，如光气、氰化物等。相比之下，PX只是一般性化学品，除了其易燃易爆外，生产过程中的温度、压力均不高，安全风险属中等水平。直白地说，生产PX的风险远没有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汽油的风险高。

　　中国青年报：有人担心一个PX项目可能毁掉一座城市。

　　魏飞：PX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发生爆燃事故后有可能渗入地下水。对于空气污染来说，因为PX有比较明显的汽油味，所以很容易被发现。

　　当前，我国的PX产量远远少于汽油。PX无论是自身的毒性还是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性都没有汽油高。我们生产、使用这么多的汽油都没有毁掉我们的城市，一个PX项目又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危害呢？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梅志罡：

　　PX恐慌背后是一种群体性癔症

　　中国青年报：公众对PX的恐慌心理是如何产生又相互传染的？

　　梅志罡：恐慌心理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人们对期望知道的事情知之甚少。掌握的切实信息越少，这种不安定情绪就会越加剧。当这种恐慌以个体为载体开始向周边蔓延时，就很容易形成群体性的心理恐慌。心理学中将这一现象称为“群体性癔症”。“PX恐慌心理”就是这种情况。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市民对PX究竟是什么不甚了解，对它的实际危险性更缺乏科学认知，在信息闭塞且真实信息传播不畅的情况下，由“一些传言”引发的恐慌就繁衍开来。

　　中国青年报：许多反对PX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心理，认为你可以建，但别建在我家后院。

　　梅志罡：这就是“邻避效应”。但仅凭“邻避效应”也很难解释当前这种对PX的大规模恐慌。目前公众对PX的恐慌已经突破了某个特定的地域，几乎视PX项目为定时炸弹，不论哪个地方要上PX项目，当地居民的不满和恐慌都会被迅速激发出来。

　　中国青年报：在反对PX过程中，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比较极端的方式？

　　梅志罡：在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的前提下，民众才能静下心来理性审视问题。但是由于许多地方在处理PX事件时习惯做埋头鸵鸟，一再错过传递正确信息的最佳时机，从而彻底激化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加上群众有时没有被赋予合理表达诉求的有效渠道，就只能选择走上街头发泄愤怒。

　　群体性事件里，每个个体都有表达的强烈欲望，但并不是每个人的声音都足够合理，也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声音都会被听见。因此政府应该鼓励民众选取自己的代表集中反映民意，把分散的个体意见汇聚成公共意见，为政府与民众间开展对话打下良好基础。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网络在一系列反对PX事件中的作用？

　　梅志罡：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网络的作用不可小觑。首先，当民众普遍对事实不了解时，网络放大了不透明的信息，在民众间引起了高度关注。而当少数人开始采取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时，网络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在事件前期，网络的介入让PX事件从少数人的矛盾迅速上升为多数人参与的公共事件。

　　但在事件后期，应当看到网络在积极强调有序参与、理性表达，慢慢帮助民众了解PX的真实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又起到了促使信息公开与透明化的作用。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申建林：

　　政府若缺位会导致PX事件走向非理性

　　中国青年报：在一系列反对PX事件中，为什么许多人更愿意相信小道消息？

　　申建林：这不能简单归咎于公众素质低、容易被误导。在很多被曝光的事件中，个别政府官员因利益诱惑而放松监管、淡化责任被公众看在眼里，伤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正是这些现实中的经历不断暗示百姓：小道消息往往更可信，与官方越不一致的说法越可能真实。这是很糟糕的情况，会给政府治理带来极大的障碍。

　　中国青年报：近日，一些清华大学化学专业的学生在网络上站出来捍卫PX这个词的真实属性。首先站出来的为什么是几个大学生而不是当地政府呢？

　　申建林：已经确定无疑的科学知识反而出现了激烈争议，这种争议背后又涉及重大现实利益冲突，政府作为权威性的管理者却迟迟没有反映，这的确说不过去。

　　在PX事件中，地方政府本应该及时动员相关方力量，组织权威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及时公布评估信息，消除公众疑虑。但可惜的是有关官员没有这种理性的自信，习惯性地消极应对，只是一味观望和事后补救，没能及时阻止事件向非理性方向发展。

　　中国青年报：几个反对PX的事件，最终都以政府妥协、项目搁浅而告终。这样的解决方案一定是合理的吗？

　　申建林：这种做法看起来是政府考虑了民众意愿，修正了草率作出的决定，但这绝对算不上是科学决策。政府最终的妥协不能掩盖它存在的问题。

　　在许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政府很少征询公众意见，也很少公开项目信息，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往往在项目建设初期，一些地方政府只站在企业的一方，强行宣布项目的实施；而一旦公众强烈抗议使得项目难以继续时，无论公众的反对是否合理，为避免政治麻烦，政府又简单地决定停建、缓建或者搬迁，置企业损失于不顾。政府的这种忽左忽右的态度和做法非常不可取。

　　中国青年报：许多发达国家都有PX项目，有些还离当地重要城市很近。当地民众就没有反对吗？

　　申建林：理解近年来国内一系列PX事件必须考虑到相关的国际背景。实际上，中国现有的PX项目年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要，每年大量进口PX。而许多周边国家，特别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正瞄准中国市场，不断扩建PX项目。对于我国来说，放弃PX项目就等于放弃了大量的税收收入和就业机会。而你放弃了，其他国家正好借此扩张。

　　但反过来也要看，为何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周边国家的PX项目与当地居民区比邻而居却相安无事？究其原因，关键还是人家的化工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建设，再到运营都遵循了完全公开、透明和民主的制度程序。政府加强监管，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资金投入来保证安全生产，并向当地居民进行适当补偿，甚至让当地居民分享项目建设的利益，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青年报：我们的地方政府应该怎样在PX事件上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

　　申建林：要重建公众信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尽快建立政策制定、实施与监督的公众参与制度——在政策出台之前，需要建立民意调查制度；在决策过程中，可以实施听证会制度、会议旁听制度、有关辩论日志出版制度、有关公共政策论证会议全程实况转播制度和媒体介入制度等；政策制定之后，需要实施政策公示制度、公众信息反馈与重议制度。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的一系列PX事件及其严重后果给我们的政府治理带来什么启示？

　　申建林：一般的公共决策包括政府、企业与公众三方主体。一般的决策中，政府有主导决策的权力，企业拥有更大的活动能量和经济实力，分散的公众事实上就成了弱势力量。但是从一系列反对PX事件中应当看到，无视民众的意愿和利益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以后的公共决策，应该由政府包揽主导，转向公共参与下的多方共治，最后的决策必须是多方参与、多方达成共识、多方利益平衡的结果。记者 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