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弃煤” 道阻且长

澳大利亚作家Murray Hogarth曾在《气候变化战争》中形容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形势。他认为澳洲正处于极危险的境地，10年来正加速滑向不可逆转的气候灾害，若想赢得这场战争，每个人都处在前线，政府尤其要发挥作用。

即将举行的澳洲大选因能源政策的走向而备受关注，民众对清洁能源的呼声一直居高不下，但是政府态度却总是左右摇摆，对煤炭“情有独钟”。在全球碳减排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将如何选择？本版特刊发相关报道，以飨读者。

记者王珊

独占一块大陆的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其煤炭储量位居全球第四，天然气储量位居第十一，此外还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然而，尽管这片土地上清洁能源禀赋深厚，燃煤发电却在其电力供应中占到2/3的份额。

第23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全球煤炭联盟提出希望所有国家能在2030年之前淘汰煤炭，世界各国纷纷响应，但此前曾供职采矿业的澳大利亚环境部长梅丽莎·普赖斯（Melissa Price）却说：“谁也不知道是否会出现一种合适的技术，能让煤炭变成良好、清洁的能源。我们（如果淘汰煤炭）是不负责任的。”

能源政策为何总是反复

澳大利亚之所以在是否淘汰煤炭上态度暧昧，除了因为其煤炭储量大，还与其开采难度小、煤质高有关。丰富的煤炭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并一度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创汇商品。

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削减煤炭消费，亚洲的需求也低于往年。中国作为曾经最大的澳煤进口国，随着煤炭行业大力去产能以及对进口煤的要求加严，用煤需求逐年下降。这使得澳洲的煤炭产业增速放缓，并一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如果本国再采取煤炭淘汰行动，国民经济势必大受影响。不愿失去“黑色黄金”的价值，澳大利亚煤炭产业团体在2016-2017财年支出数百万澳元，于全国电视频道投放广告，以保证煤炭销量。

实际上，在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之争由来已久。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介绍，早在2007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就认为履约损失太大，以国家利益为由试图抛开《京都议定书》，另立新的国际减排机制。之后的继任者陆克文却在气候政策上反应积极，上台即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而2014年，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了废除碳税法案，并取消原定于2015年开始逐步建立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计划，成为世界上首个正式废除碳税的国家。时任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称：“我们废除的不是减排政策，而是全球最高的碳排放税，是政府经济行动战略的基础。”

到了2018年，由于对前总理特恩布尔的能源政策存在异议，澳大利亚执政党党内上演了一出“逼宫”大戏。特恩布尔政府曾在2017年发布国家能源保障计划（NEG），旨在降低居民电价，实现稳定电力供应和完成减排目标。但政府却在推行过程中自相矛盾，于是反对派以将会加重居民用电成本、阻碍国民经济发展为由，使这一计划最终“流产”。

民众希望政府能采取更多行动

虽然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储量，但在历史和政治双重因素影响下，高额的电价一直是普通民众不可承受之重。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报告显示，近10年来澳洲电力价格指数已飙升106%，而另一边却是联合国碳排放报告中，澳大利亚降低的碳排放并未达到《巴黎协定》中的承诺水平。随着老化的燃煤电厂不断关闭，矛盾重重下，新一届大选前夕，各路人马将重点放在了能源价格以及是否会上马新的燃煤电厂，毕竟此举会造成碳排放进一步增加。各党派为安抚受高额电费冲击的选民“吵”翻天，将削减煤炭视为解决方案。

近年来，澳洲民众能切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对这片土地造成的影响。大堡礁已经在2016年和2017年的两次热浪中失去了近一半的珊瑚。尽管如此，印度企业在澳的最大投资项目——“卡迈克尔”（Carmichael）煤矿开采与铁路建设项目仍在继续。而最近的煤站离大堡礁自然遗产海岸线不到两公里。当地组织研究结果显示，大堡礁衰亡的根源，正是澳大利亚减排不力以及煤炭开采投资力度过大所导致的。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18年6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选民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84%的人希望政府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2019年3月，全国有数万学生在澳洲多个城市参加了一个全球性罢课活动，旨在唤起政界及全社会对碳减排的重视。学生们举着总理的漫画像，认为政府在环保方面措施不力。

真正履行气候变化的责任有多难

虽然民众呼声很高，但政府显然对清洁能源抱有不信任的态度，现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们无法运行依赖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能源系统，那永远不会成为保持灯光发亮的可靠能源。”

政府的态度源于2016年9月的南澳全州停电事件，这次事件使当地居民经历了50个小时的停电噩梦。风电机组为此次停电事件背锅，但背后真正的原因却是燃煤电厂的老化以及失败的预警调度制度。

于是，在国家利益、民众需求与减排责任中挣扎的澳大利亚，最终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通过实施有效的超超临界新型燃煤发电技术替代现有的火力电站，以保证煤炭的使用地位，同时实现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减排目标。

事实真能如政府所愿吗？并不尽然。澳大利亚环境气候协会能源分析师奥利维亚·肯伯（Olivia Kember）指出，从近10年的新型燃煤发电排放可以看出，它仍会牵制澳洲在《巴黎协定》中作出的承诺。

“澳大利亚已经通过《巴黎协定》作出‘近零排放’的承诺，而建设超超临界技术新型燃煤电站，减排区间仅浮动在25%-34%，离实现近零排放仍有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在别国能源系统换挡升级发展清洁能源后，澳大利亚仍会被锁定在高碳电力中难以抽身。”肯伯说。

的确如此，清洁能源现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平均每秒安装7块太阳能电池板。印度能源部则表示，到2022年，印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200吉瓦。而在一些欧盟国家，清洁能源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瑞典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需求已经超过其能源需求的50%，芬兰约为40%，德国正计划在未来几十年大力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产能。

“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领域对外坚持维护自身发展利益本身无可厚非，但对内还应抓紧建立应对体系，采取切实行动。内外政策相互协调，才能顺应国际发展形势。”何建坤认为。毕竟，应对气候变化不应成为政客口中争取选票的口头支票，而应该真正落实到行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