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雾霾需要数据透明

　　治理雾霾行动

　　7600 亿元

　　北京市实施垃圾、污水三年行动计划，要投入848亿元，治理PM2.5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

　　6643

　　河北省，“6643”工程依然是治理雾霾的重要目标，即在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到2017年压减6000万吨钢、61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炭、3600万重量箱平板玻璃，重点是化解钢铁产能和削减煤炭消费。

　　50 亿元

　　江苏省政府印发了2014年第1号文件《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4年规划50亿元用于治霾。

　　1000 个

　　在辽宁省“两会”期间，辽宁省省长陈政高提出，沈阳要下大力度治理大气污染，实施大规模集中供热，预计4年淘汰1000个锅炉房，减少燃煤对大气的污染。

　　赵金华认为，目前中国各试点城市各具特色，而公开数据方便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且便于监督，“将主要排污企业数据公开首先能够督促企业关注环境，其次能够利用市场的力量促使企业改善其环境绩效。”由于中国碳排放交易开展不久，很多基础数据还很缺乏，但是赵金华认为这是很好的尝试，“很多企业先前没有记录排放数据，但可凭借碳排放交易试点对数据进行完善。”

　　笼罩中国多个城市的雾霾，夹杂着汽车尾气、工地扬尘、燃煤烟尘，与工业文明相伴而生。在人类发展史上，但凡经历过工业文明大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雾霾都曾“莅临”，美国也没少吃苦头。

　　美国环境保护署最新报告显示，40多年，美国经济总量翻了2倍，而空气污染却减少了70%。在环境保护，尤其是空气污染治理上，美国环境保护署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美国的经验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帮助中国阻击雾霾的呢？

　　日前，《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赵金华，这位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环境经济学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从专业视角呼吁，中国一定要建立权威的、更加透明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数据的透明是一切有效方法实施和监督的基础，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一定要公开真实的数据”。

　　立法先行

　　《国际金融报》：美国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做法是什么？

　　赵金华：解决雾霾污染问题，首先要有直接针对空气质量的立法。

　　雾霾也曾肆虐美国。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美国洛杉矶出现一种弥漫天空的浅蓝色烟雾。1955年，洛杉矶市因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的老人达400多人；1970年，约有75％以上的市民患上了红眼病。

　　“解决空气污染问题，首先要有直接针对空气质量的立法。”赵金华指出，美国于1963年开始实施的清洁空气法案。根据法案规定，如果一个县的空气质量连续未达法律规定的标准，那么该县就会被美国环境保护署划为环境未达标县，未达标县在企业废气排放标准方面要比达标县来得严格得多，同时还会在申请联邦建设基金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据记者了解，在EPA成立之前，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对付危害人体健康及破坏环境的污染物问题。EPA是由美国总统尼克松提议设立，1970年12月2日开始运行。

　　“我所在的环境经济学顾问委员会要保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在政策颁布之前会对该项政策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只有在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后，才能让总统签字颁布。另外，政策在颁布实施了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数据收集和评估研究，这也是我们的职责。”赵金华这样描述了他在EPA内的日常工作。

　　为了保证环境监管部门的独立性，美国环保署在全国各地都有派出机构，派出机构独立于州政府，只对环保署负责，主要工作是监测和监管各地的环境质量。

　　因此，赵金华建议，中国环保部及其派出机构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执行好对地方空气质量的监测和监管，而不必太多地过问企业排污，“把企业留给地方政府监管，地方政府可以自由地监督处罚企业的排污行为、决定是否批准新增排污的生产项目。”

　　在赵金华看来，以空气质量作为监管目标，地方政府作为被监管者的模式，不失为解决中国当前环境执法难的问题的一个尝试途径。

　　数据透明

　　《国际金融报》：中国该如何更好地进行环境执法监管？

　　赵金华：要建立权威的、更加透明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

　　在学术研讨会上，赵金华多次提到“数据透明”：空气质量数据公开；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公开；主要排污企业排放数据公开。“只有透明，数据才会权威。”赵金华强调，上述三类信息，在美国环保署的官方网站可以实时查询，“对于主要排污企业数据公开方面，中国环境监管部门显然做得还不够。很多时候，一提到数据，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会以‘不能公开’为由拒绝出示，但是没有透明真实的数据，是无法对环境进行有效监督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赵金华也强调了“数据”对“科学建议”的重要性——由于研究要素的不确定性，以及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巨大差异，数据的不准确会导致“环境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结论在这些经济体中出现了失效的情况”，这就迫使研究者必须根据长期积累的数据和实证研究。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据悉，各试点城市的碳交易试点企业排放数据上报核查工作集中在3－4月完成。

　　治尾气建议

　　《国际金融报》：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都要以环境质量下降为代价？

　　赵金华：一项好的环境治理政策长期会推升相关产业的升级，从而促使经济更可持续性发展。

　　美国环境保护署统计发现美国一半以上的氮氧化物排放量、75%的一氧化碳排放量是由于机动车的使用引起的。而中国雾霾的成因中，汽车尾气污染排放对城市空气污染分担力约为20%-25%。如何有效治理机动车尾气？赵金华给了四点建议。

　　首先，对新车设定更高的排放标准。可以通过要求新车加装过滤器和提升燃油品质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我们的汽车“国五”排放标准应该尽快在大中城市中实施。

　　其次，对城市上路汽车总量进行限制。北京的牌照摇号和上海的牌照拍卖都属于这一类的控制手段。

　　再次，针对已经上路的汽车，可以控制车流密度。伦敦和新加坡对高峰时间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征收“交通拥堵费”。这种方法既可以治理尾气，也可以治堵。

　　最后，提高燃油效率。如，美国的汽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指标（CAFE）规定汽车厂家每年的平均燃油效率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如果汽车企业未达此标准将要被处以巨额罚款。已经上路的车每年也都要通过该指标的检测，否则将不被允许上路。

　　在赵金华认为，要治理人们深恶痛绝的“雾霾”，在政策的制定上要兼顾长期和短期效果。他拿北京的单双号限行举例，从短期效应来看，这对城市马路上的汽车数量进行了控制，但长期效应可能并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北京原本只有一辆车需求的家庭为了应对这一政策，却又买了第二辆车，这使得汽车总量不降反升。”赵金华指出，“第二辆车由于是针对限行的，一般家庭会购买便宜的二手车，而这类车又是尾气排放问题比较严重的。”

　　NGO有力量

　　《国际金融报》：社会是怎样监督美国环保署工作的执行效率的？

　　赵金华：如果EPA做得不到位，美国民众和环保组织完全可以告EPA。

　　在美国的环境保护体制中，除了以联邦政府环保署为主线包括各州的环保局以及环保相关政府部门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外，美国的环保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环保NGO在保护环境和资源权益方面给予政府、企业的压力与合作可以说是美国环境保护与管理的一个主要动力。美国环保NGO在整个国家环境保护与管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促进环境立法，监督环保执法。环保NGO代表向法院起诉、向议会呼吁、游说，最终通过立法，实现对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补偿、监督和控制。其二是合作共赢，促进环保。美国环保NGO积极与企业合作，开展环保方面的培训和技术研究，倡导企业履行在环保方面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环保NGO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赵金华认为，在中国现有的环保管理体制下，如何发挥环保NGO的作用，美国的一些做法还是值得借鉴的。

　　“治理空气污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用了10年时间，才使PM2.5浓度降低了27%。而伦敦则花了近50年时间，才完成对空气的治理。”在结束采访之前，赵金华向记者坦言，他希望看到中国的天空可以尽快恢复美丽的蓝色，“由于环境容量的日益减小，空气污染的治理已迫在眉睫，而且治理成本和难度更大，政府应立足长远，果断坚决地采取治理措施。”